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分析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
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
鲁迅创作《伤逝》的目的,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同类题材小说,不是为了表现青年人为争取恋爱*和婚姻自主而对封建婚姻观的反抗,也不是为了歌颂当时风行一时的"个性解放思想",而是为了指出"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探讨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一代"五四"反叛青年在冲出家庭的牢笼后如何才能走上"新的生路".
鲁迅在写作这篇小说的两年前,即1923年12月,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过一次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一部社会问题剧,曾被译作《傀儡家庭》在中国公演,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当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走出家庭,而鲁迅则在演讲中告诫大家："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两年之后,鲁迅旧话重提,是因为他认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他在《伤逝》中不厌其烦地12次用了"新的生路"一词.《狂人日记》中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为以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作品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主义者的象征形象.然而,鲁迅对于狂人的命运和前途却并不乐观,因此,在作品的"文言小序"中预感到了他的结局："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