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意义

1.讲述历史,虽然只有七分实,但是别忘了,那些自称为正史的书并不一定是史实,加入了一些统治着自己的观念,甚至歪曲了历史.
2.启迪人们的思想,教人忠,义和做人.
读书必先明版本,这是学术研究的常识.要全面、系统地研究一部作品,弄清其版本源流乃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对于研究者整体而言,如果缺乏正确的版本知识,研究的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就会受到局限.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些人常常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来概括《三国演义》的主题,分析罗贯中的思想；其实,这只是一种顺口的、省事的说法,虽然方便,却并不准确.首先,此说的基础是毛本《三国》开头的第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明代的各种版本却根本没有这句话,不能随意用它来表述罗贯中的创作意图.其次,在罗贯中的心目中,“分”与“合”并不具有同等地位.尽管作品表现了东汉末年由“合”到“分”的过程,但这只是全书的发端,是对既定的客观史实的叙述；这种“分”并不反映作者的愿望,恰恰相反,作者对这一段“分”的历史是痛心疾首的.作者倾注笔墨重点描写的,倒是由“分”到“合”的艰难进程,是各路英雄豪杰为重新统一而艰苦奋斗的丰功伟绩.由此可见,如果要全面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就必须了解不同版本的区别；要从总体上提高研究的水平,就必须打好版本研究这个基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对《三国演义》版本的研究是比较粗浅的.一些学者虽然知道《演义》的重要版本除了清代康熙年间以来流行的毛纶、毛宗岗评改本（简称“毛本”）之外,尚有明代的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本”）等多种版本,但基本上都接受了郑振铎先生在其名作《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的论断：“这许多刊本必定是都出于一个来源,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①由此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误（1）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2）《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3）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本和毛本.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论述《三国演义》时,一般都主要针对毛本,附带提及嘉靖本,而对《三国志传》、“李卓吾评本”等其他明代刊本几乎不屑一提.这种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三国演义》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
八十年代初期,人们开始重视对嘉靖本的研究；不过,对《三国》版本源流的基本认识,仍大致与以前相同.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初步打开了研究的局面,但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八十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87年1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举行《三国演义》版本讨论会以后,有关专家对《三国》版本的源流演变的认识大大深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新观点：（1）《三国演义》的各种明代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2）从版本演变的角度来看,诸本《三国志传》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有可能就是罗氏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而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3）从版本形态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的版本可以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三国志传》系统,二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三是毛本《三国志演义》系统②.按照这些观点,既然嘉靖本并非“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更不是“罗贯中原作”,那么,根据它和其中的小字注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便是靠不住的.这些见解,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冲击了旧的思维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三国》研究的发展,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突破.
不过,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三国》版本的研究仍然是不够深入、不够系统的.对于诸本《三国志传》,人们至今研究得不多；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两大版本系统内各本的递嬗关系,以及两大系统之间的互相吸收,人们已有的掌握还相当粗略；对于不同版本中一些内容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如一些版本中关于关索和花关索的情节,究竟是罗贯中原作就有的,还是在传抄刊刻中增加的,有关专家的看法就大相径庭.这些问题若不解决,直接影响到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和罗贯中原作面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又直接关系到对一系列问题的定位.因此,我们必须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对版本的研究,以版本研究的突破来促进整个研究的突破.
二、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
从宏观上看,《三国演义》研究在新世纪里要想取得新的进展,新的突破,就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里只想提出三点.
1．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深入开拓.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人们对《三国演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观照,文学的研究日益拓展到文化的研究.这既是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研究热”在《三国演义》研究中的反映,又是《三国演义》研究自身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必然要求.
一部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的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象《三国演义》这样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巨著,更是如此.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以其对小说体裁的历史性开拓、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姿的人物形象、宏大严密的总体结构、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同时,《三国演义》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积淀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因此,对《三国演义》的研究,既可以从纯文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例如：对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何满子先生超越纯文学的分析,从群众的历史感情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三国演义》确是中国历史小说中第一部成功之作……但是,它之所以拥有这样深广的影响,却不能完全系之于小说自身的艺术能力,不能把三国故事如此广传,书中人物如此深入人心的功劳,一古脑儿记在罗贯中、毛宗岗的账上.”这里更重要的因素,是南朝以来要求理解历史的人民对于三国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的特别关注之情,还要加上各种文艺形式帮助传播之力③.这样的认识,比之仅仅从《演义》自身的艺术成就来找原因,显然更为全面和深刻.又如：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对《三国演义》的文学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一些学者从人才学、谋略学、管理学、领导艺术等角度观照《三国演义》,出版了多部“应用研究”的著作,就是把《三国演义》当作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结晶,当作人生的启示录来进行研究.这完全是可以的.当然,这种“应用研究”不是《三国》研究的主体,更不是《三国》研究的全部.在新的世纪里,我们更应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对《三国演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这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对《演义》的文学特征和成就继续进行精深的探讨；二是将《演义》置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三是全面总结《演义》对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广泛影响.这样,《三国演义》研究的天地将是无限宽广的
2．积极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学术研究的历史证明,研究方法的更新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方法问题不只是一般的工具问题,还有一个哲学上的方法论层次和认识论深度问题.古代小说研究的每一次历史性进步,都与研究方法的变革有关.二十一年来《三国演义》研究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对于诸葛亮形象,许多学者都作过精彩的论述,丘振声先生的论文《万古云霄一羽毛》、陈翔华先生的专著《诸葛亮形象史研究》④便是其中很有影响的代表；而黄钧先生则独辟蹊径,从母题学的角度进行探讨,指出诸葛亮作为一个悲剧英雄形象,他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而终遭失败的悲剧结局,其实是我国的包括神话、传说、小说在内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永恒的母题.诸葛亮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的演进过程,必然受到远古神话中悲剧英雄,特别是夸父所留下的“种族记忆”的影响和制约.“夸父、诸葛等英雄与自然、天命所开展的这一场极其庄严壮烈的竞赛,只能以薪尽火传的方式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⑤这样的论述,颇能给人新的启示.在新的世纪里,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新的文艺理论、新的研究方法将不断涌现.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认真鉴别,选择吸收,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继续深入.
3．勇于提出新的见解.学术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永远需要突破陈说、提出新见的勇气.二十一年来,许多研究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勇于独立思考,或对陈说提出质疑,或对前人的观点予以发展,或提出新的观点,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例如：八十年代初,有学者根据欧洲叙事文学理论中“从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的人物塑造规律,提出了“《三国》人物是类型化典型的光辉范本”的观点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此,一些学者予以驳议,认为“类型化典型”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刘上生先生则进一步提出新的范畴,认为《三国》人物是特征化的艺术形象以至典型,代表了特征化艺术的高峰⑦.这就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应当更好地发扬勇于创新的精神,争取无愧于时代的新的成就.
三、必须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
二十一年来,《三国演义》研究中思想深刻、观点新颖、具有独到见解的优秀论著固然不少,而题目陈旧、内容浮泛、缺乏新意的平平之作也相当多.一些文章,一望而知是“炒冷饭”的货色,作者既无卓异的见解,自然也就谈不上对他人的启示意义.类似情况,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中也普遍存在.平庸之作之所以频频出现,原因当然很复杂：有的是由于思想水平不高,有的是由于学术功力不足,有的是由于治学态度不够严谨（或为了评职称而临时拼凑,或为了取得某次学术会议的入场券而草草应付,或对论题浅尝辄止率尔为文）；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
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在逐步积累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只有充分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谈得上发展和创新；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看得更远.因此,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应该首先把握其研究史,了解别人已经研究了多少,研究到什么程度,有些什么观点,存在哪些问题,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起点,选取适当的研究角度,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治学之道.如果对一个课题的研究史很不熟悉,甚至一无所知,仅凭一时的“读书有感”去闭门造车,往往会陷入“盲人骑瞎马”的尴尬境地.
如果对研究史缺乏了解,在论题的选取上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常常是什么“热”就研究什么,什么容易着手就抓住什么,极易形成“炒冷饭”的毛病.当然,这并不是说别人研究过的课题便不能再研究,只要在材料、观点、方法诸方面能够出新,老题目照样可以写出好文章.不过,在思想、艺术功底不足的情况下,论题的重复极易导致内容的重复.反之,一些很有研究价值的论题,由于研究者不了解研究史,却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例如,对于《三国演义》中对比手法的运用,诗赋谣谚的作用,数十年来仅有寥寥几篇专题论文；对于《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不少论著只是顺带涉及,而专门研究的论文却仅有一两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如果对研究史缺乏了解,在观点的提炼上往往会有较大的局限性,难免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起点可能偏低,二是思路可能偏窄,三是见解易与他人雷同.例如,对于《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五十年代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一些人简单化地斥之为“封建正统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重新讨论,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单地因为刘备姓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备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而这个集团的领袖刘备的“仁”、诸葛亮的“智”、关羽等人的“义”,也都符合广大民众的道德观.罗贯中之所以“贬曹”,是因为曹操作为“奸雄”的典型,常常屠戮百姓,摧残人才；而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巨大功业和非凡胆略,则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并未随意贬低.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评判和选择.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三国》研究界的普遍认同.如果今天的某位研究者仍然用“封建正统思想”来解释《三国演义》的“尊刘贬曹”倾向,那最多不过是重复五十年代早已有之的看法,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新观点”了.常常看到一些研究者,费了很大力气写成一篇文章,自以为颇有见解,其实却是在重复别人早已论述过的观点,原因就在于不了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