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中国近现代史

的洋务派定性为“买办官僚”,把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定性为“官僚资本”,都是需要重新进行深入研究的.至于引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材料来证明洋务运动的买办性,井由此肯定它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运动,那就更加难以令人首肯了.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所有进步人士都支持和拥护洋务运动,即使有所批评,也属于条陈和建议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搞得更好一些,而反对洋务运动的大都是封建顽固派．甲午战争期间,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李鸿章怯战求和,*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声名狼藉．但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虽然反对李鸿章,却不反对张之洞,革命振首领孙中山等则直到1900年还对李鸿章抱着某种幻想.此中消息,是值得参酌的.
清朝初年,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谓“经世派”,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有鉴于明末农民战争,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批判理学家的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改革时弊,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唯恐这个学振不利于爱新觉罗一姓的统治,采用提倡理学、奖励考据,编纂群书以及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斩断了这个学振的流传.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的．鸦片战争前后,面临历史的大变局,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又拾起顾、黄、王的余绪,并把富国强兵之道引为向西方学习.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远承顾、黄、王,近继林、龚、魏,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他们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严重弱点和局限性,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办实事、空谈礼义而且对办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细故的封建顽固派,实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评价历史人物,只能把他们和前人及同时代的人相比较,否则便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难免流于苛求.
洋务运动当然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
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的几个主要表现.这些探索和斗争统统失败了,但也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不能因为它是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运动而抹煞它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