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提出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主张与汉武帝推行的过程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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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提出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主张与汉武帝推行的过程有何不同?

汉武帝在位期间,董仲舒建议只准研究以六艺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不在六艺之内的思想一概禁止人碰触,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规定诸子百家中除儒家之外的思想流派一律禁绝,独发扬儒学.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1].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或分析汉时独尊儒术的影响利弊,对今天的中国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汉代大一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事件之一.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盛况,中国的哲学、社会、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发展.儒、道、墨、法、阴阳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真可谓“茫茫九派流中国”,泱泱大国的气派已然奠定!秦时借重法家,汉初崇尚道家,各门各派尚无尊卑主末之分野.直至汉武帝时,儒家才得以独享尊荣,孔子才被视为千古第一圣人,并流被后世.
其实,就思想体系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并不比道家高明,只是孔子学说积极入世、接受并顺应历史前进的现实态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适宜用来治理国家,同时,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当时所有学派中,只有儒家学说同当时的中国古典学术和历史知识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些古籍经典本身即极为宝贵,从而使儒家学说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教育的典范,可以说,儒家思想后来的深入人心,与它以教材为载体进行传播密不可分.
闲话少讲,单说这汉代思想的大一统,产生的正反两面影响都非常显著:
积极方面,思想的大一统,巩固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增强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民族统一,使得中国在历经两千年发展后依然能够保持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无论出现何种形式、多长时间的分裂,中国人始终不忘国家统一,并且这种统一的意识几乎是出自中国人天性的要求,无论天南地北,人人皆认为统一是理所当然,人人皆视能为统一做出贡献为光荣,在分裂与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奋不顾身、牺牲自我的豪情.这种统一意识与当初所奠定的“大一统”思想,与中国数千来的思想统一,与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感皆一脉相承.
思想的大一统,还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民族大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外学者都常常惊异于中国文化伟大的“同化”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正统政权”、“中原王朝”屡遭侵略,除元、清两代为非汉族统治外,还有十六国、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逐鹿纷争的时代,但无论草原文化规模大小,皆最终淹没、融化在浩浩荡荡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这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明就真如一个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开胸怀,任你们在我的怀抱里折腾,反正大家终究免不了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心理认同,从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却很难有本质上对中国的撼动.
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简单地讲,首先,儒学占据正统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学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不得光大,甚而渐渐失传,大大压缩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空间.
其次,独尊儒术,使得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杰都将精力投注于弘扬儒学,结果中国文化呈现出精光凝聚的现象,最终,儒学是越来越精致,但其衍生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也越来越多,这种文化因成熟过度而走向了糜烂,走向了极度保守,所以,闻一多先生说:简直就是一潭死水.所以,中国的盛世时间一长,就要走向腐败,必得外来文明的冲击,才能获得新鲜血液,才能注入兴奋剂,重新容光焕发,光彩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