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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鸿）考察核实各史家的记述,分辨其间的异同,删除重复的记载,补充缺少的部分,交叉综合各国的史实纲要,将各个国家的历史记录改称为录,国君的传记叫传,统称这些国家的历史为《十六国春秋》.
国史的编写者放纵而容易隐藏史实,但在他们记录的制度法令和文献上,不能废弃.
野史的编写者主观而易与史实相悖,但在他们论证是非,笔下没有忌讳上,不能废弃.
家史的编写者只写好的,容易夸大事实,但在他们介绍门第、记录为官的政绩上,不能废弃.
请参考下古人的史料辨析原则明代史家王世贞（明代大才子,应该知道吧?）就国史、野史、家史三类历史文献加以比较,对它们的长短得失从宏观上作了比较并得出如下认识,其《史乘考误•引言》写道：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4](卷20).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之处及其终于“不可废”的所在,言简意赅,可谓确论.其中,包含着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反映了王世贞的卓见.他所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腴而善溢真”的三种情况及其有关概念,尤其具有理论的意义.所谓“园史人恣而善蔽真”,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明代史学.《史通•古今正史》关于唐初以前国史撰述的批评,颇涉及一些“人恣”而“蔽真”的现象.王世贞对明代史学的批评是很激烈的,他认为：“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明朝最高统治集团不仅没有组织撰写纪传体的国史,就连起居注也付诸阙如.王世贞的这个批评并不过分.但他在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国史即历朝实录在“叙章典、述文献”方面的“不可废”.在这一点上,他跟刘知几的论点是相通的.所谓“野史人臆而善失真”一语中的“野史”,是同“国史”相对而言的.在中国史学上,历来还有以“野史”同“正史”相对而言的.唐人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这说明,此前已有“野史”之说.陆龟蒙同时代人沙仲穆撰有《大和野史》,“起自大和,终于龙纪”.两宋以后,“野史”流行,至明代而大盛.野史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一般限于闻见,且多委巷之说；四是记事较少忌讳.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四有“野史不可信”条,作者根据魏泰《东轩笔录》所记宋真宗朝事一条年代有误,以及沈括《梦溪笔谈》记宋真宗朝事一条年代不符、一条以玉带为“比玉”与事实不合,认为“野史不可信”,是在方法论上从正确走向了偏颇.野史杂说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尽管历代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原因则是相通的.王世贞评论明代野史,是在批评“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的情况下展开的.他说：“史失求诸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二曰轻听而多舛.……三曰好怪而多诞.”他对于每一弊端,都举出了实例,很有说服力.他把“挟郄”、“轻听”、“好怪”概括为一个“臆”字,即出于臆想而非全凭事实,因而易于“失真”.但他还是肯定了野史的“征是非、削讳忌”,故“不可废也”.要之,在关于杂史、野史的看法上,从刘知几到王世贞,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反映在对待史料问题上的辩证认识.所谓“家史人腴而善溢真”,王世贞认为,“家乘铭状”不过是“谀枯骨谒金言”罢了,这就必然流于“溢真”.但他还是肯定了家史在“赞宗阀、表官绩”方面的作用,这也是“不可废“的.什么是“家史”?刘知几说：“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刘知几认为,家史所记有两大局限：一是在内容上“事唯三族,言止一门”；二是在时间上倘若“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家史本有如此局限,加之作者“纪其先烈”,往往自夸,故虽处门阀时代,亦不能免于人们的批评.如刘知几曾撰《刘氏家史》和《谱考》二书,所论、所考“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严肃的家史著作尚且如此,更何况浅薄之作.王世贞对“家史”的辨析是极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