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和民族融合”调查报告

　　根据语言发展的历史和语言之间语言要素（即语音、词汇、语法）的异同,可以把语言划分为语族、语支等各种类别.若把历史同出一个“基础语”（即母语）的许多语言归为一大类,则称为“语系”；同一语系的语言,根据语言之间的异同,又分为若干“语族”；语族之下分为“语支”；同语支的语言关系最密切,保留的共同点也最多.语支之下又包括若干语言.
　　按照语言的分类法,云南境内的25个少数民族语言可划分为2个语系、4个语族、11个语支.现将这些民族语言系属分类及其有关历史文化介绍如下.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有13个,即彝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拉枯族、纳西族、景颇族、阿昌族、藏族、普米族、怒族、基诺族、独龙族.此外,还有一些小族群未被识别.藏缅语族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一带.这里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土地广阔、江河密布、峡谷纵深,地形地脉及气候条件复杂,自然资源富集,人文环境多样性特征显著.
　　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共同特点是其基本词汇以单音节为主,而且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在短语中有丰富的类别词.藏缅语族语言的语法次序是先主语,次宾语,又次动词,以及先名词次形容词的结构.该语族中属于藏语支的民族有藏族；彝语支的民族有彝族、哈尼族、僳僳族、拉枯族、纳西族、基诺族、怒族的一部分；羌语支有普米族；景颇语支有景颇族；缅语支有阿昌族；白语支有白族；另外独龙族语言的语支未定.各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有比较大的方言土语差别.
　　民族间的语言关系越接近,他们在历史上的文化联系就越密切.藏缅语族诸民族的历史渊源与上古时期活动在西北地区的氏羌人有密切关系.有的是在向西南地区迁徙、流动、定居的过程中,融合当地百濮或百越族系的部众形成的新的共同体.有的是在本土兴起,征服许多氏羌部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民族集体.因此,古代氏羌人的一些文化特征,如耕牧经济、火葬习俗、父子连名制、转房婚姻、原始宗教信仰等,在藏缅语族民族特别是在彝语支民族中仍有延续.
　　藏缅语族诸民族不但在语言关系上最接近,有着一系列共同的文化特征,更在族源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都是古代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古羌人亦称氏羌或西羌,分布在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约在4000年至5000年以前,羌人早期南下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为棘（濮）.棘系“羌之别种”,因其所居平坝地区,自然条件较优越,早已发展了农耕.西汉时期及其以前,活动于今西昌地区的“邛棘”和滇池地区的“滇焚”,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公元前4世纪初,羌人自甘、宁、青一带河湟地区南下,到岷江以东至金沙江畔,发展为武都、广汉、越诸羌,与《史记》所载的禽、昆明相接,是羌人南下的较晚支系.在古羌人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为v的基础上,昆明人与濮的融合是形成藏缅语族民族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发展.魏晋以后,昆明人与棘（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隋唐以来,有乌蛮和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藏缅语族的先民们在长期的形成与融合发展过程中,活动范围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藏缅语族内部形成了三大文化区.青藏高原是藏文化区,以高原草场畜牧型经济和信仰藏传佛教为主要特征；云贵高原是彝语支民族文化区,以山地混合农业经济和信仰原始宗教为主要特征；而横断山脉则是这两大文化与汉文化互动形成的一条民族走廊,普米、纳西、怒、独龙等人口较少民族就是这条被称为“藏彝民族走廊”中的族群,他们以山地耕牧经济和信仰多种宗教为特征.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共有4个,即壮族、傣族、布依族、水族.包括了两个语支的民族及其语言,即属于壮傣语支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水语支的水族.从历史源流上看,壮侗语族各民族与我国古代南方的最大一个族群“百越”或称“越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越族因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在战国、秦汉时期被统称为“百越”.其中,较大的支系有于越、扬越、南越、闽越、骆越、东瓯、山越、滇越、西瓯等.
　　百越由于分布很广,各地所处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发展演变各异.东南越人早在先秦时期即与中原的华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密切,互相影响,随着自身政权组织的消亡,加快了与华夏族或后来汉族的融合.岭南和西南地区的越人,有的较早与汉族融合,有的已经演变,形成今天的一些兄弟民族.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族属渊源、相似的语言和文化特点,仍然具有亲缘关系.可以这样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民族迁徙与分化融合,居住在不同地区的越人产生了不同的族名,而过去曾普遍使用的“越”这个族称也渐渐不见于史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越人后裔有了不同的族称,至宋明时期,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因而,在不少著作中,学者们又往往将壮侗语族各民族称为“百越民族”.
　　“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地区的土著族群.在越族出现于历史舞台前,我国东南、中南和西南的广大区域内,从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都遍布了人类活动的足迹.著名的考古发掘有旧石器时代的“马坝人”“柳江人”“左镇人”“下草湾人”,新石器时代的南宁贝丘遗址、江西的万年仙人洞、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嘉兴的马家浜、太湖杭州湾的良渚文化,等等.其中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如几何印纹陶,还出现了有规律的文化层叠压关系,反映了该地区文化的承续性.同时,一些出土文物还与史书上所记载的越人文化特征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说明了古代百越族群与这些史前文化的密切关系.
　　越人分布地区广泛,史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不过,百越的分布地还延伸至*及西南地区的滇、黔等地.百越虽然分布广泛,但基本生活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的平原低地或靠近江河湖海水道纵横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种自然环境给百越民族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他们的文化创造也表现出与水相关的特征.如种植水稻、喜吃水产、习水善舟、居住干栏、文身断发、龙蛇崇拜等.由于历史的渊源关系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民族间的互动关系,壮侗语族各民族与古代越人在文化上一方面表现出承续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各自的民族特色.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缔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共有2个,苗族和瑶族.苗瑶语族又分为2个语支,即苗语支和瑶语支.无论从历史源流还是语言、文化特征等等方面,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两个民族在语言上有亲缘关系.它们共同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各族的地方性族群在语言上有交叉从属关系,如瑶族的“布努”语属于苗语支.这种语言、情感认同上的交叉从属关系,反映了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密切的互动.
　　从族源上看,两个民族都与历史上的“武陵蛮”“五溪蛮”存在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说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今天的湖南、贵州、江西等省交界地区是苗族、瑶族共同的“历史民族区”.据记载,大约在唐朝初年,就有部分苗族从湘、黔、川、鄂等地迁入云南东南部地区,随即成了当时南诏统治范围之内的少数民族之一.以后,分布在云南的部分苗族,曾一度深入到了南诏、大理时期的东部“乌蛮”之中,并在今曲靖一带取得过统治地位.当时的“纳垢部”（今马龙）、“罗雄部”（今罗平）的二部首领都曾以“盘瓠”后裔自称.云南苗族的另一部分,系由元明清时期从黔、桂、川等地陆续迁来.这部分“苗民”“三苗后裔”,指的是清朝以前,元明以后,分别从贵州、广西一带迁来的苗族,其中显然也包括唐朝时期的“四邑苗众”的后裔.而关于瑶族的族源的说法学术界历来有争论,有源于“山越”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江苏和浙江一带；有源于“长沙、武陵蛮”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湖南湘江、资江中下游；有源于“五溪蛮”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湖南、贵州之间；还有一种说法是瑶族的来源是多元的,包含了“长沙、武陵、五溪蛮”和“山越”.今天的学术界多主张瑶族为“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之后,共同特点为“盘瓠崇拜”.远古时期的瑶族先民,曾与华夏族同居于黄河流域.周代由黄河流域迁至长江流域,成为被称为“蛮”部落群体中的一员.秦汉时期,瑶族先民聚居于湘江、资江及洞庭湖沿岸广大地区.南北朝时扩大了分布地.隋唐时逐步南迁至长沙、武陵、零陵、巴陵、桂阳、衡阳等郡,即今湖南大部分,广东与广西部分地区.元明清时期,瑶族已遍及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诸省了.瑶族迁入云南的时间,记载不尽相同,一说唐代云南就已居住有瑶族先民；另一说瑶族是明清时期迁入的.居住在云南的瑶族同胞,普遍认同其祖先于100多年前自广西迁入.
　　苗瑶两族由于主体分布的地带山水相连,以长江以南的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山区为主要生存环境,为相互之间的往来提供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形成了以山地耕猎型为主导的经济文化类型.除了物质文化上的接近以外,社会组织如寨老制、石牌；民间传统信仰如盘瓠也多有类似.
　　两个民族不仅具有上述历史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相似的民族特点,如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迁徙最频繁的民族之一.由于长期迁徙,形成难以磨灭的迁徙记忆文化如服饰、口头文学、丧葬等；相对集中、大分散、大杂居、小聚居,分布地域广阔是云南省苗瑶分布的共同的最大特点；苗、瑶两族还形成跨国分布；两个民族的地方性族群众多,内部的语言文化差异比较大；民族内聚力比较强；社会发育长期停滞,血缘和地缘双重性质的农村公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内部贫富分化、阶级分化不很明显等等.
　　当然,强调两个民族的共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他们各自还有鲜明的特点.实际上,两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瑶族比苗族的开放性要更大一些,表现在语言上有比较普遍的兼语现象,在宗教上受到内地道教的影响比较深,社会的分化程度较之于苗族要更加突出等等.
　　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民族
　　佤族、德昂族和布朗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古老民族,他们的语言都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与东南亚的孟族、高棉族等民族,在历史源流上有密切关系.从族源上看,佤族、德昂族、布朗族三个民族都同出于古代的百濮族群,居住相对集中在云南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根据现有的汉文历史文献,我国的孟高棉语族民族没有经过跨度大、长距离的迁徙,民族分化也相对较晚,很难在唐代以前的汉文献记载中将它们完全区分开来.
　　百濮族群也是我国南方古代一大族群,因种群繁多而被称为“百濮”.在古代南方,分布于东部的濮人大多与越人融合为一体,西部之濮则与孟高棉语族各民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汉晋时期,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的先民被称为“苞满”“濮”“闽濮”等,主要分布于今云南保山及其西南地区.唐代,滇西及滇西南的一部分濮人,由于其内部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开始分化为不同的族群,其中一部分被称作“望蛮”“望苴子蛮”,这一部分与今天的佤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另一部分濮人被称作“朴子蛮”,他们与今布朗族、德昂族有族源关系,主要分布在北至金沙江两岸,南达今西双版纳广大地区.元明清时期,濮人后裔进一步分化,出现了蒲蛮、蒲人、哈瓦、崩龙等称呼,他们与今布朗族、佤族和德昂族有直接的承续关系,分布格局也与之基本一致.
　　我国孟高棉语族各民族均为典型的山居民族,如佤族的阿佤山、布朗族的布朗山、德昂族的三台山等,是这3个民族最知名的聚居区.长期以来,他们主要分布在适宜稻作的亚热带地区,以旱地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纺织、茶叶种植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德昂族有“古老茶农”之称,布朗族聚居的西双版纳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产茶区,而茶叶种植在佤族经济收入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由于这3个民族主要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社会发育相对滞后,直到现在,仍有极少数群众还在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同时,由于人口相对较少,这3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较多,如小乘佛教的信仰即来自傣族的影响,并渗透到生产、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在当代社会,他们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展社会经济和保存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提高文化教育素质,成为这些民族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其他民族
　　除上述介绍的云南22个少数民族之外,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蒙古族、满族、回族3个外迁民族.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语支.元代落籍云南通海县的蒙古族,因与其他民族杂居,其原有蒙古语已发生变化,在对外交流中多使用汉语或彝语,但蒙古语并未完全消失.满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满语支,17世纪40年代,大量满族入迁中原,汉族移居山海关外,满汉交错杂处,在经济、文化、生活上交往频繁,满族逐渐普遍使用汉语汉文.到目前,仅有黑龙江一些边远地区满族聚居村寨的少数老人会说满语.居住在云南的满族习用汉语汉文.云南的满族主要于清代进入.回族的族源可追溯到元代迁入中国内地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7世纪以来侨居中国沿海广州、泉州等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商人的后裔.在长期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交往发展中,逐渐吸收了汉、蒙古、*等民族成分,到明代初期形成了回族.史籍中记载大量回族人入居云南始于元代.1253年,即元宪宗三年,忽必烈、兀良合台率蒙、回混合军10万人平大理国,这是大量回族入居云南之开端.回族普遍通用汉语汉文.但在回族内部交往中,还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形成3种语言汇合的形式.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则使用统一的阿拉伯文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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