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及其意义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公开宣布以“倾覆现今之恶劣*”、“建设共和政体”和“土地国有”为“主义”,用资产阶级的民族理论分析中国的满汉民族关系,指出满族对汉族实行高压的不合理性和汉民族起来反抗的正义性；强调“专制之为祸”,并通过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说明只有与君权浴血奋战,才能争得民权,任何专制君王都不甘心放弃压迫人民的权力,清王朝兼有民族压迫者的性质,更加不会和平让出政权；除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外,还认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热情地宣传了“土地国有”思想.用孙中山“三*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民报》,迅速占有了进步舆论的中心领导地位,大受海内外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惊惧于思想界权威地位的动摇和丧失,企图驳倒同盟会提出的革命纲领,阻遏*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派清楚地认识到,对于改良派的进攻,必须予以有力的回击,才能进一步推动革命的发展.因此,革命与改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对立更加尖锐,两派之间的壁垒更加分明了.
1905至1907年间,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论战达到了高潮.这次论战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仅见的.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改良派的主要喉舌《新民丛报》是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两派在新加波、檀香山、旧金山、香港等地的报纸也都投入了这场斗争.
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革命的对象、任务、方法、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围绕“三*义”进行的,即要不要“反满”和以*清王朝的统治,政治革命的目标应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以及封建土地制度是否应当改革等三大问题.
要不要“反满”和用*清王朝,是这次整个论战的中心.为了论证“反满”和暴力革命的必要,革命派抓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反复宣传满族非中国臣民；满族入主中原,中国实际上早已亡国；满族入关后对汉民族实行血腥统治,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满族以少数“劣等”民族高踞于汉族“优等”民族之上,从历史到现实,都绝对不合理.这些宣传显然具有浓厚的封建种族主义色彩,颇有煽动性,但经不起理论推敲.不过,革命派随即指出“反满”并非要杀尽满人,而只是反对满清王朝,“颠覆现今之恶劣*”.在不推翻反动、卖国的满清王朝,中国就不能前进的历史关头,革命派把“反满”和暴力革命紧紧结合起来,从而把握了人民要革命的时代脉搏,实现了对时代潮流的指导.改良派争辩说,满族早就是中国臣民；清朝取代明朝,只是政权的更迭,不是亡国；满族入关后即已和汉族同化；“反满”和政治变革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反对变革的不尽是满人；所以,应当以政治变革为目标,而不应以“反满”为目标；暴力革命是杀人盈野的残酷行动,并势必引发内乱和招致帝国主义瓜分,最后导致亡国.因此,主张“反满”和暴力革命的,“当以故杀祖国之罪科之”.改良派的民族理论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他们竭力掩盖清朝*的种种罪行,脱离了当时斗争的残酷现实,违背了亿万群众的感情和利益,从而遭到进步人士的唾弃.
在论战中,革命派热情地歌颂了革命的历史火车头作用,指出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人救世”,“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革命派还正确地宣布,推翻清王朝后将以*的原则对待满人,“侪之于平民”,决不歧视.关于改良派提出的革命将引发内乱、招致外国干涉和爪分的问题,革命派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革命派强调*革命不同予以往的农民战争,是有纲领、有组织的运动,且速战速决,“无恐怖时代之惨状”.他们自信能够控制住局势,使革命有秩序地进行,不会发生内乱.内乱既不发生,外国也就无由干涉.至于瓜分,根本的危险在于清*的腐败和卖国,所以推翻清朝的革命正是避免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唯一途径.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法除人们对革命的疑虑,增强对革命的信心.
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是这次论战的又一重点.改良派一贯主张,政治改革只能循序渐进,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共和是必经的阶段,不能“躐等”.梁启超指出,只有有自治能力的国民才能享受*共和,而国民的自治能力又须经过长期的培养,像中国这样“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如骤以*共和,必然险象环生,“民无宁岁”,而最后仍归于专制.他声称：“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在当时的形势下,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劝告”清*实行“开明专制”,或“要求”清*实行“君主立宪”.改良派机械地把“君主立宪”列为*政治的必经阶段是缺乏根据的,但他们强调实行*政治需要有相应的“生计”及“政治、道德、学术”水平,则含有合理的内容,不能简单地斥为“无耻谰言”.革命派用“取法乎上”批驳改良派的“循序渐进”,声称*、平等是人的本性,一旦破除禁锢,就会沛然而出.譬如流水,虽受千年专制而“伏行于地”,“一旦有决之者,则滔滔然出关”.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决不会没有实行*共和的能力.国民的政治程度虽低,但和“不辨菽麦”的皇帝及“蝇营狗苟”的大臣相比,“固已优之万万”,所以政治改革不能期望*,而应“专望之国民”.他们认为,通过革命实践,人民的政治程度可望迅速提高,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后,一定能够建立世界上最完善的“共和政体”.革命派没有理会改良派关于“民智未开”不利于*建政的警告,真诚地寄希望于革命,寄希望于人民,表现了*主义者的坚定立场,但机智多于剖析、信念多于理念,缺乏*建政的具体规划和实施方案.
封建土地制度是否应当改革的问题,争论没有充分展开.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民报》标举的“土地国有”,本不是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革命派内部的见解并不一致,且语焉不详.梁启超据“耳食之言”,指责革命派主张“土地国有”是以国为盗,“夺富人之所有以均诸平民”,借以博得下层群众同情.他举出许多“理由”,认为“土地国有”破坏了私有制的“自然法则”,“将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革命派争辩说,土地属于自然资源,理应由全民所共享；少数地主阶级垄断土地,不仅陷亿万贫民于苦难深渊,而且是工商业发展的一大障碍.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必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这场激动人心的大辩论以革命派的胜利告终.论争的实质是用什么手段、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其中,是颠覆还是保留现有政权的争论吸引了绝大部分的注意力.当时虽然大多数人并不真正懂得*共和的内容,但通过论战,反满——革命——建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同一链条上紧密相联的几个环节,极大地推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论战中存在着原则分歧,但也有一些共通之处.两派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又都替侵略者开脱罪责,认为“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自有可亡之道,岂能怨人之亡我哉!”两派都不敢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反而希望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赞助.两派都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建立*政体,但又都对反封建的艰巨性缺乏认识,改良派只想有个“国会”,革命派则再加一个“民选总统”,以为这些就是*建政的全部.
论战表明,革命派和改良派代表着同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这个阶级在政治上的两翼：左翼的革命派希望用革命阵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右翼的改良派希望不冒革命风险为自己争得较好的境遇.两派的分裂和对立,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表现.尽管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严重的弱点,但他们以高昂的革命精神,决心通过*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这个主张,受到了当时进步人士的普遍拥护.《民报》风行海内外,多次重印,仍然供不应求.继《民报》之后,又一批革命刊物,如《复报》、《云南》、《鹃声》、《汉帜》、《河南》、《四川》等相继创刊,和《民报》相呼应.国内许多城市如上海、武汉、天津、广州等地,都有革命党人主编的报纸出版.同时,大量秘密的和公开发行的革命书籍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革命派已经以明显的优势占领了思想阵地.革命运动于是不可遏抑地迅猛发展.
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内容和意义
从1906年到1907年,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进行了一场*革命基本问题的大辨论,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①是革命,还是保皇；②是推翻清*,创立**,还是实行君主立宪,维护清*；③是否保存封建土地所有制.这场论战的实质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改良派的两条政治路线的大搏斗.在论战中,革命派充分揭露了改良派“忠君保皇”的反动实质,捍卫了*革命的纲领和原则,夺取了当时思想战线上的领导权,从而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