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思想在当时的积极意义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天下大乱、兵戈不息、民不聊生的时代,当时诸侯国所实行的大多是霸政暴政.孟子继承孔子“仁民爱物”之说,生发出淑世救民的心愿,奔走于列国之间,游说于诸侯之殿,力谏君主施行仁政.他正告天下“民贵君轻”,将先秦时代的重民思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孟子重民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孟子是儒家重民思想的完成者,后世的重民思想始终并未脱离孟子重民思想的基本框架.孟子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完整、系统的重民思想体系,将先秦时代重民思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重民思想中民贵君轻、利民富民、教化百姓、取信于民的成分也多为后世所吸收和转化,成为有益成分.汉代的陆贾以儒家的仁义学说为主,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董仲舒的重民思想在对传统孔孟思想加以集成的基础之上,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指出要限制君主权力,重视民众地位,特别是他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中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源于统治者不能实行仁政德治,他还主张限制土地兼并,保证民众生存.唐代的柳宗元主张以儒家的仁政德治来治理国家,实现“以尊天子,以和百姓”（《非国语·宰周公》）的社会理想,他要求当权者体民情,改善民生,兴利除弊,重视民众在国家发展和政权稳定中的作用.这些例子不胜枚举,突出地说明了孟子重民思想对后世的广泛影响.
　　第二,孟子重民思想在实践上表现为后代君主（特别是一个朝代前期的明君）对于仁政的重视.通过对孟子所处的历史背景的考察我们发现,孟子重民的建议和主张是在君主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君主制真谛的情况下完善君主制度的思想.一旦这种君主制度完善了,君主们掌握了如何为君、治民的方略,重民思想也就应该歇息了.到那时重民思想便主要是在封建政治出现严重偏差时被后人用为批判最高统治者的武器或者是新的王朝开国之初施政的基本思想.唐朝的“贞观之治”即是一例.唐期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褚遂良等人通过得力有效的治国措施,实现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贞观时期君臣的嘉言懿行和治世伟绩为后世所称颂.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亲身经历了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战争,认识到积蓄在民间的巨大力量,他们深知国家兴亡的内在原因,善于汲取历代覆灭之教训,纠正自身为政之失.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本人作为知识分子通晓儒家经典精义,熟悉治国安邦之要,能够采取切实有效的方略,注重解决现实问题.唐太宗明白,“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谓也”（《贞观政要·政体》）.足见他对民众的重视程度.此外他致力于减轻民众负担,惩治腐败贪婪,从善如流,乐于纳谏,使用德才兼备之人,不能不说是他从孔孟那里获得了有益的启示.
　　还有一个看似比较矛盾的例子.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极为专制的皇帝,在他手中废除了宰相制度,也在他手中删节和禁止了《孟子》中有关的重民思想,尤其是赞美汤武革命的论述.但是朱元璋只禁止重民思想中对皇权极富挑战性的部分,而对温和的爱民思想不仅不反对,还亲自实施和弘扬.他说：“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朕则不然,凡出一行一事,兢兢业业,唯恐上违天命,下拂人情”,“善为政者,赋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苦”（《太祖实录》）,这些都体现了他对民众的重视.
　　总之,历代开国之君往往都能适时地采取一些进步政策,以求饱经战乱的政局得以稳固.并且,这些政策中也大多体现出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因为统治者明白,只有争取民心,才能稳定政局,最终发展生产,维护王朝统治.
　　第三,仁政重民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建立在唯心主义性善论的基础之上,这造就了中国古代思想里期盼道德高尚的贤人实行仁政的传统,同时普通的民众受着传统仁义礼智信的约束,更多的表现为消极地顺从.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往往注重对重要历史人物的介绍,而较少地关注普通民众的政治思维,这一方面是因为普通民众所留下的可以称得上思想史料的少之又少,仅有的一些材料也往往只能从小说、稗史、杂抄、话本等中去爬梳寻找,而历史人物往往流传有著作,后世的研究者很容易从中获得丰富的材料.另一方面在一般的研究者看来对普通民众的政治心态进行研究意义不大,甚至是不登大雅之堂.不过,近些年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有一股思想研究的触角下移的清新之风,一些研究普通国人政治心态的著作应运而生.这些著作中往往把“清官明君”意识和顺从忍耐当作中国人的标准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来的普通民众由于地位比较低下,手中没有什么权力,自身的利益很难得到应有的保障,往往会选择逆来顺受.另一方面,孔孟儒家宣扬仁义之政,寄希望于君主和大小官员们关注民生,从民众的疾苦出发,采取一定的仁政措施来维护自身的统治基础.这种双向作用的结果便是逆来顺受的民众寄希望于圣贤君相施行仁政以救自己于水火之中,对此*学者杨国枢在《中国人与自然、他人、自我的关系》一文中指出：“中国人喜欢把地位较高的*威化；而且一个人一旦成为权威之后,在下的人就要对他无条件地服从.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维系团体内部的和谐,以达到稳定社会的最终目的. ”这种可以被称作“集团主义的行为模式”往往造成个人行为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个人只有对权威和传统低头,只有在集团所承认的路线上谋求发展. ”（文崇一：《从价值取向谈中国国民性》）孟子对于这种性格的形成确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孟子继承孔子的仁,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义,把仁与义并举.“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至于什么是仁义,他则用“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来说明两者的内涵.在他眼里,父子关系上表现为仁的开端,君臣关系上表现为义的开端.这两种关系如果处理不好,那么一个人也就不能被称作是善的了.如此一来,儒家开辟了用道德约束个人行为的路径,经过孔孟之后儒者的改造终成“三纲五常”的纪纲.
　　第四,一些进步思想家或政治家根据需要,对孟子的重民思想进行解释或发挥,使之成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重要理论武器,特别是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以往往从孔孟那里吸取重民的素材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不可否认,儒家的思想系统中始终在调和“重民”与“尊君”这一对矛盾.不过,在汉代以降,“‘尊君论’色彩较先秦原始的儒家更深厚.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董仲舒赋予尊君论以神学的色彩,提出天人感应的学说,并推导出对中国思想领域影响更为深远的“三纲五常”.这样一来,中国古代思想中重民的政治文化便与伦常的政治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掣肘,使民众的*始终被限定在无形的道德网络之中.宋代的理学家们以更加富于思辨性的理论体系为君权神圣做论证,将“君为臣纲”归结为天理.这样一来君权日益强大,直到明清时期中国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而民众始终处在被压抑的状态之中.虽有历代农民起义作为民众反抗的标本,但起义本身并没有打破固有的政治格局.历史发展到明清之际,明末的政治黑暗和清朝初年的高压政策特别是明末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进一步开拓了士人的视野,此时的民本思想“不仅反对坏皇帝,而且反对一切皇帝,不仅讲民享,而且讲民权.这一新民本思想不仅优于秦汉以降的大一统专制条件下以尊君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民本思想,而且也优于先秦时代争强斗狠时期以民为国本、反对专制为主要内容的民本思想. ”（韩锴：《中国民本思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继承了孟子民贵君轻的重民学说,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光辉命题.他以反对君主专制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