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庸之道

什么是中庸之道?如果顾名思义,似乎中庸之道就是正确之道,因为“中庸”就是不偏不斜、不左不右、不走极端,就像“东家之子”的长相——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施朱太红,擦粉太白；也如那个“搔痒”的谜语,“上边上边,下边下边,左边左边,右边右边,重些重些,轻些轻些,”就是“正好”,就是恰倒好处,这样的道,自然是好道,是再正确不过的道.但一旦联系到具体的事实就大不然起来,无论是《中庸》之道,还是儒家之道,都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正确之道,都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只不过是抢先使用了“中庸”这个名词.下面我们先把形而上学放在一边,而就一些具体问题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中庸之道.
在政治上存在两个有失中庸的极端,一个是无*主义,一个是独夫专制主义,辜鸿铭用“群氓崇拜”和“强权崇拜”来说明这两个极端,非常贴切.针对这两种极端的中庸之道自然就是*集中制,当然是*基础上的集中,而不是集中基础上的*.作为政治的基础的经济结构也有两个极端,一个是*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经济,针对这两个极端的中庸之道自然就是带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凯恩斯主义便是这样一种较为中庸的东西.在道德问题上,也有两个极端,一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忠、孝、诚、信等,另一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不忠、孝、诚、信等,前一种可称为奴才哲学,后一种可称为强盗哲学或虎狼哲学但仍不太贴切,因为强盗和狼也是讲道德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自然是相对的道德,这种道德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是一种竞争手段.如果世界是奴才哲学的,自然不会有“囚徒的两难处境”这样的问题存在,也不会有博弈论、信息不对称,强盗哲学也是如此,因为此时根本不会有合作发生.就象钱钟书所说的“二柄与多边”,类似的方面和极端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在儒家的哲学中,所谓的“中庸”就是老实巴焦的服从,对皇帝、上级、祖宗、父母服从便是中庸,反之,不服从,反抗,改革便是不中庸,便是走极端.这不是中庸之道,不是唯物主义,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奴才主义,祖宗本位,是一种顽固守旧,不思进取,是一种极端.
孔子的政治社会学很容易概括,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姑姑、姨姨、××、××……”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将其总结为“名分大义”,可谓一言中的.对于这“名分大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更详尽充分的发挥,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意思是说,一个生命一生下来,甚至不用等到生下来,甚至不曾受精,甚至他老子还不曾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命名了,即“名分大义”的“名”,曰“子”,曰“臣”,曰“黔首”,曰“太子”,曰“猫”,曰“老鼠”……,名一旦定了,对应于每一“名”,便有一个“分”,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地位、身份,不同的地位、身份要守不同的“礼”,也就是义务.臣、子、妻、黔首等的义务便是效忠、服从,知其名,守其分,行其礼,便是大义,因为这一切的关系都是命中注定的,都是上天按排好的,用不着人来为自己操心.对于帝王,大儿子是太子,其它儿子是王.儿子生来就是为了孝敬父亲,女人生来就是为了服从男人,皇帝生来就是为了奴役臣民,臣民生来就是为了供帝王奴役,猫生来就是为了吃老鼠,老鼠生来就是为了被猫吃,鼻子和耳朵生来就是为了戴眼镜,长膝盖是为了下跪,长屁股是为了挨打……各各依其名而守其分而行其礼,猫不吃老鼠是无礼,老鼠不让猫吃就更是无礼.因此完全没有竞争的必要,也没有选择的必要.在孔子的政治社会体系里面,没有给竞争留一丝的余地,每一个人,甚至一个不存在的人,在社会中都有一个“名”,对应着这个名,有一套固定的行为规范,不用想,不用选择,不用动脑筋,更不用斗争,斗争就不是君子了,是小人.因此司马光说“名”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渴得快要死了,这时他突然发现了一溪清泉,这时候有人告诉他,这泉有一个不好听的名字（比如盗泉）,那么按照儒家的“中庸之道”他就不应该喝这水,而宁可渴死,当然最好的是学习掩耳盗铃的办法假装不知道或没听见,这种“中庸之道”“名分大义”的愚昧、的“吃人”可见一斑.这显然并不中庸,而是极端．
而这种“名分大义”显然违背了物竞天则,适者生存的“生命大义”.突变、进化、变革却是无法阻挡的,孔子似乎也知道这一点,却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观规律之上,这是很可悲的.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自己已经“知其不可”的理想,孔子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除了内容上之外,在教育方法上则极力提倡循循善灌的填鸭主义.孔子的教育方法集中体现在《论语》里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孔子的学生几乎从来不问“为什么”.如甲学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此便完了,这个学生从来不会再问一句“为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仁’?”而是只知道哇啦哇啦地死记硬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仁……”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里面,这种教育方法,在今天的科研机构里面,这种权威主义、祖宗主义、官僚主义——仍然阴魂不散,可称为“国粹”了.
儒家每谓食之不化、死记硬背、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不知变通者为大德,而能够灵活运用、随物而化者谓为无德、小人.如汉语中有一词曰“见风使舵”,通常依儒家的道德观看成是一个贬意词,但实际上见风使舵真的是不好的吗?见风不转舵就是好的吗?只要有过行船经验的人——特别是有帆的船——都知道,如果风向风速变了,水流的方向、速度也变了,如果不根据实际的情况而调整帆和舵的方向,怎么能达到目的地呢?那不是刻舟求剑愚昧之极堪入“笑林”了吗?因此,我们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识时务者就是指那些能够举一反三、切实掌握客观规律而能够灵活运用的人.有人说“屈原宜放,马迁宜腐”,我们即使不将此话理解成“屈原只有放了才能赋出《离骚》,马迁只有被腐才能著《史记》”,而理解成屈原活该放,马迁活该腐,也是有道理的,像他们这种和岳飞一样不尊重客观规律,不懂得客观规律,不会利用客观规律而一味地愚忠,妄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观规律之上的人自然应该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后世儒家讲“中庸之道”时,总要把《尚书》上那几句话搬出来,曰：“……允执厥中”云云.但从《尚书》中仅有的一点记录看,尧舜之时似乎实行的是共和制,虽然皇帝实行终身制,但不是世袭制,重大事件,如选择下一任皇帝,治理洪水等,皇帝须向“四岳”咨询,蔡沈注曰：“四岳,官名,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也.”以蔡沈之然为然,这所谓“四岳”似乎可以看成是*集中制的具体表现和代表.“四岳”虽然是一人,而不是四人,但显然在“四岳”之下有一个机构,否则单凭一人是无法“总四岳诸侯之事”的,而在这个机构里面,必然要有各地区的代表,因此有今日“人大”、“国会”、“两院”及古罗马时“元老院”的功能.可见尧舜所谓的中庸决不应该是一种奴才主义,应该与儒家所谓的中庸大有不同,他们动辄把尧舜这些羊头挂出来,案子上卖的却是狗肉,是挂着中庸卖极端.
最后不妨借用《金刚经》里常用的一个句型,曰：“中庸之道非中庸之道,是名中庸之道.”我们要讲中庸之道,但不是那个仅仅抢注了这个商标的冒牌的“中庸之道”.我们要讲道德,但不是孔子所说的那种周朝的奴隶制的道德,不是为道德而道德,而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前提下的道德,我们要讲的道德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提高经济效率,减少交易成本的手段.我们常说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并不是说发展与稳定是并列的、是矛盾的,发展是目标,稳定是手段,是为了发展而稳定,而不是为了稳定而稳定,热力学的“热寂”状态、“一沟绝望的死水”倒是稳定的很,但我们不要这种稳定.我们所要的稳定,是一种良好的秩序,一种各尽所能、充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