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期的文字怎么写
北魏时期的文字怎么写
北魏平城砖瓦文及其书法
大而分之,北魏平城砖瓦文字无非是两大类,一是砖文,二是瓦文.细而类之,砖文、瓦文又各可分为模制和铭刻两种.兹分述之.
1.砖文模制类：
主要发现于北魏太和年间的贵族墓的砖壁上.迄今已经发现的有两种.一种系1965年出土于大同市区东南六公里石家寨村的司马金龙墓的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司马金龙与其妻钦文姬辰的合葬墓的带字墓砖.砖长33厘米,宽16.5厘米,厚6厘米.文字一律在砖的小侧面上,长16.5厘米,宽6厘米,可见此墓墓壁凡有文字处皆以丁砖垒砌.砖文为“琅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10字.所见几例,可分为三种格式.（1）横式右起.（2）横式左起.（3）竖式右起.这几种格式大抵因砌砖时或卧或立而异,亦因其在墓室中所处位置不同而异.立式者有无左起者,因未睹实物,不敢妄断.另外一种模制类砖文是1993年在大同市西南32公 里的怀仁县北七里寨村（现属朔州市）的丹阳王墓发现的.这是一处一正室、二侧室、一前室的豪华型砖构墓葬.墓道饰以壁画,地面铺以双虎团莲纹和花草纹砖
（这样纹式的砖也有立表于墓壁者）,墓室则多以胡服供养排俑、忍冬纹、龙雀纹等各种纹饰的墓砖砌之.文字砖只是其中一种.此砖长36厘米,宽18厘米,厚5·5厘
米.砖文皆为“丹扬王墓砖”五字.这两种模制砖文,都是肃穆峻整的隶书.唯“琅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起落处多用方笔,更显厚重,“寿”字的写法更是令人称 绝.此砖似与《司马金龙墓表》、《墓铭》出自同一书家之手.“丹扬王墓砖”则以圆笔为主,“墓”字的开张,“砖”字末笔的左斜和方折楷化都有可取之处,惟
在整体上显得僵直了些.
2.砖
文铭刻类：这几年在大同市见到的有七种（不包括砖志）.计有“宿光明冢”,“王羌仁冢”、“王礼斑妻舆”、“王斑”残砖、“尉娘”砖、“苟黑”砖和“赵 胡”砖.出土地大抵都在距今大同城三四公里的南半圈,西起电焊器材厂南到冯庄、智家堡东迄沙岭村.从时间上又可分为前期后期两组.前期组,“宿光明冢”
砖,长28厘米,宽l5.5厘米.四字上顶下空,随意为之.每个字大小比较均匀,笔道也算整齐,多以复刀作圆笔.“王羌仁冢”砖,比“宿砖”略小,长26厘米,宽13厘米,四字竖排,上松下紧,愈下愈大.“王”字缩手敛足,“冢”字可边可沿,“羌”字则无拘无束.此砖刀法粗疏,首尾不回不护,山野气十足.比之以上二砖,“王礼斑妻舆”要算是精心之作了.砖长27厘米,宽13.5厘 米,大小与“王羌仁冢”砖相仿佛.此砖无论书手还是刻工均在前二种之上.书体应是隶书,点画浑厚沉稳,“礼”用别体,“示”旁信手添笔为“衣”.“舆”之末笔,变捺为挑,妙趣自见.尤其是“礼”、“斑”、“妻”等字的几个原有的或添加的点,刻意剜圆,极具装饰效果.“王斑”残砖,宽达16厘米,长不可测.此砖与“王礼斑妻舆”砖当为同圹中物,但却是更具急就意味的不经意之作.关于“王礼斑妻舆”和“王斑”残砖,我已专文考证其砖成文于明元帝永兴元年(409),墓主为乐浪王氏.[2]这一类铭刻墓砖文大多是急就而成,可谓砖不择精,文不思工也.书体大多以楷隶为之,书风高古朴茂,野趣横生,当是北魏文成帝前物.后一组“尉娘”、“苟黑”和“赵胡”三种墓砖,都是2006年在城东南四公里沙岭新村工地出土的.墓砖大小在30～31×15.5～16×4.5～5cm.“尉娘”为魏楷书体,其书宽博雍容,铁画银钩,存篆籀笔致；筋骨精劲,血脉通达,有“郑文公碑”风骨.以书风观之,此砖应为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都以后所刻.墓主人尉娘姓氏已由尉迟改为尉.“苟黑”为民间俗隶,草率、稚拙,其功用惟在志墓耳.苟姓应为代姓若干氏所改,时间应与“尉娘”砖相仿,下方自左至右不规则的刻文：“廿”“四月”“四日”,极有可能是太和二十年（496）四月四日,应是此苟黑的入窆时间.“赵胡”二字,赵近楷书,胡为不带波磔的隶书,书体率意而不苟且,令人生爱.墓砖右下部相迭的六横,以一中竖直穿,第一横加竖为“十”,第二横加竖与左右二点为“六”,下四横加竖与最上部左右二点为“年”,总起来可辨读为“十六年”三字.左下之“□申”似为“壬申”纪年的缩写.太和十六年(492)正是太岁壬申,可见辨识不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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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瓦文模制类：
大同地区发现的北魏平城时期模制瓦文有两种,一种是文字瓦当,一种是戳记瓦文.文字瓦当已发现十多种.方山永固陵计有文明太后永固陵前的“万岁 富贵”、“忠贤永贵”、“长乐富□”、“福”字残文当、“流”字残当；魏孝文帝虚宫有另一式的“富贵万岁”,雀羽格四字残当.云冈石窟上方遗址屡见有“传
祚无穷”瓦当.2002年以后大同操场城北魏宫城遗址陆续出土有“大代万岁”、“皇魏万岁”、“皇万岁年”、“长寿永□”、“皇祚永延”、“寿贵”等吉语瓦当.这些瓦当上可以辨认 的文字,大多是隶书,有的稍用篆法,有的略呈楷意,与汉代的此类瓦当文书风一脉相承.“富贵万岁”瓦当,是平城太和中文字瓦当的大宗.在大同附近一处北魏
瓦窑遗址,我们看到的“富贵万岁”瓦当,形制、大小、书风因模而别.永固陵前的“忠贤永贵”瓦当,直径是16厘米,字体属隶书而用篆法者,其中的“永”字本来就是篆书,“贤”字也呈篆书笔意.操场城西街的“皇魏万岁”瓦当也颇显篆意,而“寿贵”当则全为李斯法了.“福”字残文瓦当,书风与“忠贤永贵”大体相同.2000年我在方山孝文虚宫发现的雀羽格四字残文瓦当,直径14厘米,模制时已脱去表层,依稀可辨一个皇字.直至2004年5月“皇魏万岁”瓦当在操场城西街舒欣园建筑工地面世,方知此当与出自操场城东街北魏1号遗址的“皇□□岁”残当都是“皇魏万岁”四字,惟凤尾界格或三条或二条略有不同.“传祚无穷”瓦当,直径为15.5～16厘米,书体简洁生动,为北魏平城瓦文中的上乘之作,大同市这几年已难见完品,但在一些有关著作中尤其是日人的著作中却多见著录.[3]幸好2008年秋山西省考古所又在云冈窟顶发现几枚完好者.“大代万岁”瓦当,是北魏平城瓦当中的精品.其直径竟有20.5厘米,字体整肃大方,横笔左方右挑之势,颇类阳高县出土的延兴六年（公元476年） 的陈永夫妇墓砖铭风格.它的宽博大度,令人感受到了都城文化的气息,更反映了北魏平城时期的盛世气象.这种瓦当虽在操场城街多次出现,但皆残缺不全.完整者只有大同市考古所张畅耕先生收集的一枚.北魏窑场有一残块,是笔者从现场收集的标本,*乳钉改为团莲,字、格大小、制作精良皆不逊于前者,可惜只存一 “大”、一“莲”、一“钉”了.
戳记瓦文,是指l995至1996年 在北魏明堂遗址出土的板瓦瓦面和筒瓦扣尾上模印的戳记.在明堂两处遗址发现这样的戳记瓦文共有三种,分别是“皇”字戳、“莫问”戳,这是表示工程的性质和机密程度的.“范太”戳,为工匠范太、范黑太的签名戳.戳文或为篆书,如“皇”字,或为楷化隶书,如“范太”.此类戳记书风雄强厚重,同样透露着一种时代 精神.2003年操场1城号址也出土过一枚带有戳记的瓦块,但由于照片失真,难辨为何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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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当“大代万岁”： 拓跋鲜卑代国
（本吧阅读参考：http://tieba.baidu.com/f?kz=1128328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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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瓦文铭刻类：
仍以北魏明堂瓦刻文为代表.关于明堂瓦刻文字,笔者已作过专门介绍,[4]此处仅择要言其大略.明堂发掘过程中,笔者看到的瓦文有一二百种.这些刻文的时间当在太和十年（486）到太和十五年（491）. 其书体可谓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诸体皆备.隶书有“李”、“侯”、“勋”、“子”、“受”、“定”、“阿仁”等；楷书有“丰”、“卅”、“保奴”“范黑太”等；行书如“廿二”、“买德”、“永德”、“天牛”等；草书有“根”、“科”、“七桃”以及个别“李”字.以书手之优劣看,有原本是书法能手而沦为工 匠的,如“子”、“勋”、“道”、“廿二”、“人”等字的书者；有才气很高的民间书手,如“奴”、“侯”、“兴”、“知”、“根”、“定”、“受”、“香
卢”、“阿仁”、“阿兴”等字的书者；也有几不能成字者,如“察”字的书者便是.以其书写工具看,有用铁木硬锐器刻划者,如“侯”、“李”、“范黑太” 等,有用手指直接刻写的,如“根”、有的“兴”、“生”等.以其功用看,有作为工程性质及密级标志的,如“莫问”手写体；有记工匠名姓以明确责任的,如
“侯”、“李”、“道”、“根”、“奴”、“兴兵”、“七桃”、“天牛”、“买德”、“阿仁”、“阿兴”、“香卢”、“孙贵”等；有记数的,如“廿”、 “卅”、“七头”、“十头”、“十七头”、“百又十九”等；有表验收把关的,如“知”、“定”、“受”等.
2003年操场城东街1号 遗址出土的则有“高”、“茹”、“成”、“次”、“田”、“万”、“和”、“兰”、“文”、“齐”、“常”、“杨”、“阳”、“洛”、“弘”、“虎”、“拔”、“护”、“及”、“得”、“午”、“偘”“德”、“清”、“众”、“少”、“冬”、““市”、“生”、“荃”、“奴”、“儃”、“僧”、“自”、 “受”、“俟”、“鸟”、“伏”、“伏盖”、“天”、“天保”、“伯龙”、“买尔”、“六日”、“1个”、“非”（或三〢三）、“Ⅲ三”等等.
显然前面部分是制瓦工匠之姓氏,高姓、齐姓已见于明堂遗址.值得注意的是“和”、“兰”、“文”、 “茹”等应为“文（勿）忸于”、 “素和”、“乌洛兰”、“普陋茹”等代北姓氏的简写.中间部分或全或简,都是工人之名.而“伏盖”、以及“受洛拔”、“惠也拔”等也皆为胡名.后面部分记数者已见于明堂,而记时者则为首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