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十六国北朝史上的例证,说明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提出的著名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十六国时期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充分证明了马克思的这一论点.
1.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王朝,后刘耀更名为赵,史称前赵.刘渊本人就是一个高度汉化的匈奴人,他认为匈奴人和汉人曾经一度联姻,为了便于统治中原地区,他将自己改姓刘,他本人熟读经史,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刘渊嚎哭不止.其子刘聪,也是汉化程度很高的匈奴人,侄子刘耀,自比乐毅,曹操,诸葛亮,更是深受汉文化影响.
2.鲜卑的北魏政权是在统一淮河以北地区以后积极施行汉化的政权.最著名的孝文帝改革就发生在这一阶段,孝文帝拓跋宏禁止鲜卑人说鲜卑语,统一穿汉服,使用汉文字,将鲜卑的一些姓氏改为汉姓,甚至自己的拓跋姓氏也改成了“元”,为鲜卑这个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做出了接触贡献.
与中原王朝相比,匈奴与鲜卑,还有羯族,氐族,羌族,都属于马克思所说的“野蛮的征服者”.而中原王朝的文化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较高文明”.这五胡在统一中原地区或者在中原地区占有一席之地后,都会想尽办法统治中原的百姓.就像后来蒙元文臣耶律楚材总结的那样,叫做“以汉法制汉地”.十六国时期的五胡政权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过中原一段时间,但是最后都融入了中华民族中.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被较高的文明所征服”.毕竟现在我们根本就找不到这五个少数民族的后代了,其实不是找不到了,而是他们已经融入到汉民族里,分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