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积极入世的事例

　　研读唐诗宋词,发现我国历史上明确提到的文人不可计数,然而浩如烟海的二十五史留给文人的却是一页页悲歌式的戏剧人生.在介绍诗词的作者时,提到最多的是“起初有济天下苍生之大志,后……壮志难酬……”的句式,以至每每开个头,都会异口同声地续下去.在分析作品思想内容时,又一例是“沉郁、伤感、悲愤、无奈的消极调子之外,在结尾杂有达观或壮志不已的成分”.不禁想：缘何古人留给我们的大多是些失意之作,又缘何,古代文人总是处在一种人生失意的尴尬境地?
　　欧阳修曾经有这样一段论述：“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鱼虫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叹其奇怪；内有幽思感愤之郁积,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看起来,“所有而不得施于世”和“内有幽思感愤之郁积”是这些作品产生的契机.“所有”自然是指他们的才华与远志,那么,“幽思感愤之郁积”从何而来呢?
　　中国古代文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家国天下为终生的奋斗目标,在古代,“忠君”与“爱国”是一个概念,于是“济世苍生”的路子也就只有一条仕途了.所谓的“出世”和“入世”两种选择,实际上只是“出仕”和“入仕”两条道路.这样,能否做官就成为衡量文人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做上大官,侍奉皇上,治理天下,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用李白的话说就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但是由于科举制度选拔的不合理性,才学并不能成为仕途的通行证,而且选拔官员数量有限,因此大批文人连试不第,满腔才学无法发挥.许多文人开始也确实受到了宠信,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他们的才华不久就受到佞臣权贵的嫉妒诋毁,他们的傲岸耿介也让皇帝吃不消,对政治天真的理解使他们像温室中的花草,在纷繁芜杂的政局中根本无法保护自己.不但仕途的大门关闭了,甚至自身的性命也危在旦夕,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诗人需要真诚,否则无以为诗；而官场却需要虚伪,否则无以通达,这正是他们的人生悲剧所在.所以在政治舞台上,中国文人永远是退避者、受难者的角色,他们永远只能是诗人而做不了政客.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给后世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情趣,偶尔也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但是自然山水还是不能熄灭燃烧在他们血液中的忠君爱国爱民的火焰.受现实所限,他们却只能将报效国家的愿望埋藏于心.那时人们的价值观、成就观没有像现在这样多元化,要成名就只有这一条路.于是他们对国家、对命运的心态总是在希望与悲观之间,并且痛苦地终生面对“归隐”与“进取”的严峻又无解的课题.
　　没有了功名,没有了富贵,甚至没有了生活的稳定……这样一层层剥离下去,留给古代文人的,就只有一颗不死的心了.对四季的更迭变换和盛衰浮沉的人世运转纠缠牵挂；对不断逝去的生命深情依恋.在这样的体验里,他们享尽了世间的充盈,同时也感受到了无物永驻的虚无：“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人生不满百,长怀千岁忧”、“人生无根蒂,飘若陌上尘”……这是作为一个人,对于转瞬即逝的生命最终意义的忧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终极关怀”.有了这样的生存体验,他们的视野拓宽了,一切都在更大的背景下被重新审视,生命因此变得充实.这样的人生体验,会对失意的诗人产生一股源自根基的支撑力量,会给予他们对纷纭喧嚣的繁华说“不”的勇气.诗歌成为他们心灵的减震带.当仕途失意后,就从阅读和写作诗歌中得到安慰.这种拒绝和自安有*的一面,也有主动的一面.人在快乐幸福的时候,自己就消失在那些如愿的“拥有”中而被蒸发了,诗情也就随之消失；而在孤苦失意的时候,则能抓住自己最真最深的感受,传达出自己的心声.
　　孔圣人提出了一个正统文人在遭遇挫折之后的典范态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仕途无望、人生苦短,可谓“穷”了,“独善其身”便演绎成对身后不朽之名的追求.“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写作是一个文人“不朽”的途径,也便成为一个文人终身的事业.一部《史记》就使司马迁获得了永生.白居易一生专心求索永久的诗名,晚年拖着病体还伏枕作诗不止.死前将写定的诗集五本分五处收藏,希望诗名永传的用心可谓良苦.这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超越个体生命、追求永生不朽的一种独特形式,也往往是驱使他们在有生之年有所作为的秘而不宣的内在动力.不仅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是如此,即使有些尊奉道家思想,看上去远离世事过着隐逸生活的文人,其实也未尝不是在以另一种方式为自己打造身前身后之名.通过著书立说,给自己留下身后之名,从而实现对有限人生的超越,成为古代许多文人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
　　苏轼是中国古代才能最为全面的文化巨匠.然而,才能既为他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炒难.终其一生,他在仁途上两起两落,虽曾官至礼部尚书,但先后不容于改革派和守旧派,几次因诗文获罪,“乌台诗案”甚至使使他差点丢了性命.苏轼在一生中所经历的大喜大悲,绝非一般士人所能想象.
　　在沉浮不定、变幻无常的苦乐人生面前,苏轼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在其诗文中,责任感、使命感与归隐山林之念相交织,反映了他豁达的人生态度.
　　从思想根源上说,受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学术思想大势的影响,苏轼的“蜀学”也将儒家入世哲学与佛老出世精神相融合,呈现出鲜明的儒道互补的特点.
　　构成苏轼人格精神主流的,是传统儒家思想.在仁途顺利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中年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对于王安石变法,苏轼虽因过于夸大变法的流弊而持守旧观点,但在守旧派废除新法时,他却不惜丢掉高官厚禄,与司马光当面顶撞,力言保存免役法之必要.
　　在苏轼的豪放风格的词作中,这种入世精神表露无遗.
　　1074年,入仕不久的苏轼在自杭州通判调密州知州的赴任途中,第一次以豪放词风写下了自己的宏大抱负：
　　当时共客长客,似二陆初来俱少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其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词中抒发了自己欲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大志,充满着对自己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自信,并表达出一种对自主选择进退的自豪感.一个才华横溢、英气勃发的苏轼跃然纸上.
　　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一方面从儒家的高度责任感出发,对人民的疾苦表现出深切的关怀和歉疚：“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另一方面他又以古代豪杰自比,表达出强烈的报效国家民族于疆场的愿望：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风.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
　　即使在政治上连遭打击之时,苏轼的进取精神仍未完全磨灭.谪居海南期间,他写下了这样的词句：“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千秋岁·次韵少游》）,表达了他不忘自己的使命,虽历经磨难仍不改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
　　苏轼一生有两次大的失意,先后谪居黄州、惠州、儋州共达十余年.在这些时日里,他更多地把佛老思想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
　　谪居黄州时,苏轼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迁居》）这表明道家的逍遥游世的人生态度这时已对他发生了重要影响.此时,一种退隐之念油然而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有时,他也不免有一丝失意状态下的伤感,吟唱出“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多情却被无情恼”等名句.在其失意之时,佛道出世界频频出于笔端.
　　倾心佛老,并不表明苏轼已隐于消沉而不能自拔.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这表明,他信佛老,意在完善人格修养.在惠州时,他写下了“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观棋》）的名句,表现了一种超然于纷争之处的淡泊心境.道家的清静无为、超然尘世的思想,在苏轼那里已成为一种人生态度的旷达：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定风波》）
　　这是一种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的大彻大悟的人生哲学.有了这种人生境界,即使长期身居天涯海角,他也达观地看待身边的一切：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减字木兰花》）
　　这是一种随遇而安的自适的心态.在生机勃勃的大自然面前,个人的进退成败已变得微不足道.胸中的荣辱得失之念已成为眼云烟.
　　苏轼以儒道交替为主调的人生观,反映了封建专制时代知识分子在极为有限的*时空中寻求生命价值实现途径的独特心态.随着宋代以后封建君主个人*的加剧,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被进一步压缩,其个人的理想往往被至高无上的皇权所粉碎.他们不得不通过恬淡生活的追求以自娱,退隐山林,保持品节,超然于物外.然而,对于不少有志之士来说,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表现出急切的建功立业之心,为维护封建统治失序而殚思竭虑.这是一种“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
　　“儒道互补”人格模式与传统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是一致的.苏轼与陶渊明都是这一人格模式的典型代表.苏轼晚年几乎把陶渊明诗全部和了一遍.这不仅使苏诗在艺术上攀升到了更新的高度,而且使苏轼与陶渊明一起,成为中国古代两个“儒道互补”人格模式的典范.以苏轻绝妙的诗词、文赋为载体,以共独特的人格魅力为榜样,“儒道互补”对封建时代后期的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他们所普遍奉行的人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