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方教育哲学流派进步主义 （2）结构－定向教学理论 （3）学习双机制理论

（1）西方教育哲学流派进步主义一、承先启后——新中国教育哲学的拓荒者

文化教育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任何新文化、新教育的建立,都要伴随着对已有文化的继承和革新.适如西汉哲学家扬雄在其论著《太玄》中所言：“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颇具国学造诣的黄济先生深悟因革之道：因循和变革是事物生成的条件,但因革又必须合理而得时.

民国时期,在大学教育系科中,教育哲学就是一门重要的必修学科,在教育系的高年级开设,且逐步形成了各具风格的教育哲学著作.有以德国古典哲学为基础立论的,如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1923年）；有受实用主义影响而成的,如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1935年）；有以三*义为指导而作的,如姜琦的《教育哲学》（1933年）；更有试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来研究教育哲学的,如钱亦石的《现代教育原理》（1934年）,林砺儒的《教育哲学》（1946年）,张栗原的《教育哲学》（1949年）；还有以多种哲学思想探究教育根本问题的,如傅统先的《教育哲学讲话》（1947年）.读过私塾、进过教会学校、接受过三*义教育、深受马列主义熏陶的黄济先生深切感到,这些论著虽然还不能说臻于完善,但“他们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观点和方法上,已较过去大为不同,提出的问题,有的至今尚有研究的价值”〔1〕.

众所周知,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受苏联经验的影响,教育哲学课程一度取消.即便如此,“由于教育哲学本身有着教育学无法完全取代或包容的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论题,所以,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对于教育理论问题的哲学研究实际上并未中止,尽管这些研究不是在‘教育哲学’的名义下进行的”〔2〕.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拨乱反正,教育哲学也迎来了复苏的机遇.在教育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黄济先生和多数与会者呼吁：我国应着手进行教育哲学研究,教育系也要重新开设教育哲学课.然而,要不要建立教育哲学这样一门学科?教育哲学这门学科如何界定?中国历史上丰厚的教育哲学遗产如何看待、如何继承?西方众多的教育哲学流派如何看待、如何借鉴?尤其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以整理和审视?面对着这样的时代课题和历史机遇,经历十年磨难之后终于能够潜心于学术研究的黄济先生,以自己多年的学术积累和深入思考为基础,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在教育哲学之路上的艰辛跋涉.

1980年3月,身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的黄济先生,赴华东师范大学参加刘佛年校长倡导的、为期两个多月的教育哲学研讨班,集中听取了自美国聘请的樊星南先生所介绍的西方教育哲学流派,其中包括进步主义教育哲学、改造主义教育哲学、要素主义教育哲学、永恒主义教育哲学、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和分析哲学.听课和研讨之余,黄济先生以强烈的使命感,往来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图书馆和资料室之间,如饥似渴地阅览了那里所珍藏的民国时期几乎全部教育哲学专著和论文.下半年,黄济先生即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本科生开出了教育哲学课程,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首次开设的教育哲学课程.正是在这份边写边讲、边讲边改而成的讲稿基础上,黄济先生于1982年7月出版了新中国首部《教育哲学初稿》.刘佛年校长在给黄济先生的信中情不自禁地赞叹：“您就一些关键问题,对中外的重要观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深入公允的论述、分析、评价,是一本非常成功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教育哲学,竟然写得这样好,实在值得向您祝贺.”〔3〕在《教育哲学初稿》基础之上,黄济先生讲学之余笔耕不辍,陆续补充修订,不断丰富完善,于1985年6月出版了更能阐明教育根本问题、更加反映时代要求和特点、更能把握教育未来趋势的《教育哲学》专著.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人们还在为教育哲学与教育学如何区别、教育哲学是否有必要独立开设等问题而困惑、争论之时,黄济先生不仅开设了课程,而且出版了专著.在谈到为什么要重开教育哲学时,黄济先生认为,首先是学科设置的需要,是培养视野开阔、理论思维水平高的师资的需要；其次是拨乱反正、有效审视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并得出合乎规律的结论的迫切需要；另外还是有效应对教育所不断面临的新挑战并完成未来赋予教育新使命的需要.总之,“教育哲学的重新开设,是教育实际提出的客观要求,是教育科学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4〕.

关于教育哲学的定位,首先涉及其研究对象.黄济先生认为,对教育哲学的定义虽然多有分歧,但是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公认“教育哲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教育中的根本理论问题,而不是具体的枝节问题”〔5〕.黄济先生确认：教育哲学“是教育科学中的一门主要学科”,“具有基础学科的性质”,“在教育科学中起着一定程度的方法论的作用”,“应当起到概括提高、分析批判以及预测展望的作用”.基于此,黄济先生为教育哲学的开设规定了三条基本任务：其一,对教育科学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哲学的高度,即从方法论的高度给以理论的阐明；其二,对教育史上和当前教育实际中有争议的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其三,对教育中提出的新课题作出回答,对未来教育作出科学的预测.〔6〕

黄济先生对教育哲学学科问题的阐述,在当时对教育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教育哲学的研究与繁荣.其关于教育哲学是“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教育中的根本理论问题”等命题,至今依然受到广泛认同.

二、各美其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守望者

文化自觉的首要内涵是“各美其美”,能自觉认知、认同、传承和发展本民族优秀文化,而绝不可割断历史.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完成《教育哲学初稿》的过程中,黄济先生就强烈地意识到,“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7〕.从那时起,黄济先生就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注意相关资料的收集,重视相关问题的研究.其实,就在《教育哲学初稿》中,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在不少章节中已有涉及.

1988年,在黄济先生与陆有铨教授合作撰写的《我国教育哲学建设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为此,提出了“发掘和整理我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的主张,认为“挖掘和整理我国的教育哲学思想,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一科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确信“一部中国的教育哲学思想史,为教育哲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遗产,我们必须认真进行学习总结,做到古为今用”〔8〕.黄济先生还主张,在发扬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时,“要以儒家为主,兼容其他各家之长,集古代优秀文化的大成”；“要把传统思想与时代精神相结合”.〔9〕

一向坚持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黄济先生,一旦意识到该做的事情之时,往往会立即付诸行动；当先生反复强调该做某件事情之时,也许早已行动,甚至近乎成功了.1994年6月,当不少学者依然沉醉于“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争时,黄济先生精心策划并主编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论述了自先秦诸子学说、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到明清实学及近代新学,总结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从社会观与教育、人性论与教育、伦理观与教育、知识论与教学、美学与美育等方面,分专题深入研究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知行合一”等特点,作了精辟论述.黄济先生主张,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应持分析的态度,扬长避短、去粗取精、古为今用,避免全盘否定或全面肯定；持对等态度,以便得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避免以偏概全或南辕北辙；持积极反思的态度,做全面客观的分析,避免取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做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育哲学通论》中的第一编,也是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谈起,从天道观和人性论出发,寻根溯源,就历史与社会、伦理观与道德论、知识观与教学论、审美观与美育思想等教育哲学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探索；还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应持的科学态度作了新的说明,特别强调在现代化上下工夫,努力收到“古为今用”的效果；主张“根据时代的要求,在继承中进行创造和发展,把传统的优秀文化教育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使其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新文化教育服务”〔10〕.

“九五”期间,黄济先生主持完成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在其所承担的第四章“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关系”中,黄济先生精辟地阐述了现代化与“西化”、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关键是如何才能恰当把握中国教育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复杂内涵,以便在融通‘古今中西’的基础上,创造出更为合理化的中国教育新模式”〔11〕.就古今关系而言,认为“要处理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国教育传统的继承和转化问题”,进而提出了“把中国教育传统这一历史前提和资源转化为现代化的‘源头活水’”的历史使命.〔12〕为深入挖掘中华文化教育的“源头活水”,黄济先生承担了中国教育学会“十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华传统文化与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完成《国学十讲》,并率青年学者们精心编撰《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

三、美人之美——西方教育哲学的淘金者

真正的文化自觉者绝不惟我独尊,而是要“美人之美”,善于理性地学习和借鉴多元文化世界中各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教育哲学的恢复与重建,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对待西方教育哲学的严肃问题.在“左”的思潮依然影响着教育界的20世纪80年代之初,当人们依然为“姓社”或“姓资”争论不休之时,黄济先生就鲜明地提出：“对待资产阶级的教育哲学遗产,应当同对待其他历史遗产一样,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简单地肯定和否定都是不正确的”〔13〕.黄济先生确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实验的广泛开展,资产阶级在教育上,特别是在教学上,尤其是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还是会提出一些合乎科学的、反映现代科学水平的、反映生产发展要求的新东西”；因而他主张：对于其中的“许多可取之处”和“不少有益的东西”,需要我们“作具体的分析,以达到去粗取精的目的”.〔14〕

黄济先生对西方教育哲学流派一直给予高度关注,并且善于“吸取它合乎科学的有用的东西”〔15〕.《教育哲学初稿》就“现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流派”作专门评介,还附有《西方现代教育哲学流派简介》.《教育哲学通论》则按“洋为中用”的原则,将“现代西方教育哲学流派”作为第二编大篇幅呈现.黄济先生主张关注西方教育哲学流派的最新动态,认为若不解决“对西方教育思想的了解不够全面和深入”的问题,“将在一定的程度上妨碍我国教育哲学思想的发展”；〔16〕认为“有分析、有批判地借鉴外国教育哲学的研究成果,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教育哲学,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同时明确提出了研究西方教育哲学的任务： “对于西方教育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所提出的课题,我们应当仔细地研究其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诸方面的原因,吸收他们的成功经验,借鉴他们的挫折和教训,以发挥其在我国教育哲学建设中的参考作用”〔17〕.

按照“洋为中用”的原则,黄济先生在对西方教育哲学流派的评析时,首重追本溯源,把握源流关系,善于分析各流派的利弊得失,既不盲目推崇,又不简单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联系实际,力求为我所用.黄济先生就影响教育实践较大的进步主义与改造主义、要素主义与永恒主义作了对比分析,并对“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作出公允的评价；通过对存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对比分析,客观评价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黄济先生确信：“学习西方哲学和教育哲学,对于深入理解和正确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教育思想,是不可缺少的一步,它对于开阔我们的理论视野,增强理论思维能力,开展教育实验活动,促进教育科学发展,都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8〕

四、美美与共——中国特色教育哲学体系的担纲者

将“己美”与“他美”结合起来,熔古今中外教育哲学思想于一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体系,是黄济先生由来已久的愿望.黄济先生的《教育哲学初稿》就是“结合中外古今的有关论述”之作.后来,黄济先生决心“把传统思想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搞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教育哲学体系来”〔19〕.

作为从“旧教育”走来的现代学人,黄济先生时刻警惕“传统”之弊；作为从“封闭”时代走来的“开放”时代的学者,黄济先生力避“保守”之嫌.黄济先生相继发表《试论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1986年）、《简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1990年）,在《对教育本质问题的再认识》（1998年）一文中论及“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多元化与一元化的关系”,而《论如何看待“国学热”》（2006年）、《再论如何看待“国学热”》（2008年）、《关于国学学科的建制和学习中的几个问题》（2010年）等文均力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本土与国际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黄济先生所津津乐道的是*的古今中外法：“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20〕基于此,黄济先生明确提出：“任何科学研究,决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闭门造车,要采用古今中外法,博采百家之长,为我所用”〔21〕.

沿着教育哲学研究之路,黄济先生不断扩展研究视野,不断深化思考的问题：从现代教育哲学领域延伸到古代教育哲学思想,从西方教育哲学流派扩展到中国当代教育的基本问题,在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并有了许多新感受的基础上,于2001年2月推出了47万字的《教育哲学通论》.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曾先后荣获中国教育学会“东方杯”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通览《教育哲学通论》全书,黄济先生站在现代教育科学发展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古今贯通、中西融合”的研究思路,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和西方教育哲学流派作了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既积极吸收我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的精华,又善于借鉴国外教育哲学流派的学说,力求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并着力结合当前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现代教育意识的教育哲学新体系.其视野之开阔、资料之丰富、内容之精深、见解之精辟、论述之精到、体系之完备,在国内同类著作中独树一帜.从先秦诸子百家经典名著,到民国各具特色的教育哲学著述,乃至当代学者的教育哲学论述；从西方教育哲学流派,到中国当代各种文化教育思潮,乃至教育哲学未来发展走势；从政治、经济、科技,到文化、哲学、教育,乃至宗教、美学、伦理,穿越几千年漫长历史,横贯中西不同文化形态,涉及众多学术领域,线索错综复杂,文献卷帙浩繁,若无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恐难有创获；若无甘愿“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淡定与执着,则难以致远；若无“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定难有累累硕果.

遥想当年,一向谦逊的黄济先生,只希望其《教育哲学初稿》在“雪泥”上留下一点“鸿爪”、“一个标志”.谁知,当春来变暖之时,竟渐渐化作一团团泥水,渗透于田地,滋养成沃土,并结出甘美果实.行文至此,不由想起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诗句：“落红并非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落花并没有忘记根的哺育,而是带着无限的眷恋,化作春泥而呵护根叶,以回报根叶的滋养之恩.如今,黄济先生仍以“天公若肯假年月,自当续播争寸分”自勉,以其“落红”般人格境界,“雪泥”般人文情怀,润泽花木根叶,培育着更加绚丽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