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晚饭花集讲什么的

　　一九八一年下半年至一九八三年下半年所写的短篇小说都在这里了.
　　集名《晚饭花集》,是因为集中有一组以《晚饭花》为题目的小说.不是因为我对这一组小说特别喜欢,而是觉得其他各篇的题目用作集名都不太合适.我对自己写出的作品都还喜欢,无偏爱.读过我的作品的熟人,有人说他喜欢哪一两篇,不喜欢哪一两篇；另一个人的意见也许正好相反.他们问我自己的看法,我常常是笑而不答.
　　我对晚饭花这种花并不怎么欣赏.我没有从它身上发现过“香远益清”、“出淤泥而不染”之类的品德,也绝对到不了“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地步.这是一种很低贱的花,比牵牛花、凤仙花以及北京人叫做“死不了”的草花还要低贱.凤仙花、“死不了”,间或还有卖的,谁见过花市上卖过晚饭花?这种花公园里不种,画家不画,诗人不题咏.它的缺点一是无姿态.二是叶子太多,铺铺拉拉,重重叠叠,乱乱哄哄地一大堆.颜色又是浓绿的.就算是需要进行光合作用,取得养分,也用不着生出这样多的叶子呀,这真是一种毫无节制的浪费!三是花形还好玩,但也不算美,一个长柄的小喇叭.颜色以深胭脂红的为多,也有白的和黄的.这种花很易串种.黄花、白花的瓣上往往有不规则的红色细条纹.花多,而细碎.这种花用“村”、“俗”来形容,都不为过.最恰当的还是北京人爱用的一个字：“怯”.北京人称晚饭花为野茉莉,实在是抬举它了.它跟茉莉可以说毫不相干,也一定不会是属于同一科,枝、叶、花形都不相似.把它和茉莉拉扯在一起,可能是因为它有一点淡淡的清香,——然而也不象茉莉的气味.只有一个“野”字它倒是当之无愧的.它是几乎不用种的.随便丢几粒种籽到土里,它就会赫然地长出了一大丛.结了籽,落进土中,第二年就会长出更大的几丛,只要有一点空地,全给你占得满满的,一点也不客气.它不怕旱,不怕涝,不用浇水,不用施肥,不得病,也没见它生过虫.这算是什么花呢?然而不是花又是什么呢?你总不能说它是庄稼,是蔬菜,是药材.虽然吴其浚说它的种籽的黑皮里有一囊白粉,可食；叶可为蔬,如马兰头；俚医用其根治吐血,但我没有见到有人吃过,服用过.那就还算它是一种花吧.
　　我的小说和晚饭花无相似处,但其无足珍贵则同.
　　我的对于晚饭花还有一点好感,是和我的童年的记忆有关系的.我家的荒废的后园的一个旧花台上长着一丛晚饭花.晚饭以后,我常常到废园里捉蜻蜓,一捉能捉几十只.选两只放在帐子里让它吃蚊子(我没见过蜻蜓吃蚊子,但我相信它是吃的),其余的装在一个大鸟笼里,第二天一早又把它们全放了.我在别的花木枝头捉,也在晚饭花上捉.因此我的眼睛里每天都有晚饭花.看到晚饭花,我就觉得一天的酷暑过去了,凉意暗暗地从草丛里生了出来,身上的痱子也不痒了,很舒服；有时也会想到又过了一天,小小年纪,也感到一点惆怅,很淡很淡的惆怅.而且觉得有点寂寞,白菊花茶一样的寂寞.
　　我的儿子曾问过我：“《晚饭花》里的李小龙是你自己吧?”我说：“是的”.我就象李小龙一样,喜欢随处留连,东张西望.我所写的人物都象王玉英一样,是我每天要看的一幅画.这些画幅吸引着我,使我对生活产生兴趣,使我的心柔软而充实.而当我所倾心的画中人遭到命运的不公平的簸弄时,我也象李小龙那样觉得很气愤.便是现在,我也还常常为一些与我无关的事而发出带孩子气的气愤.这种倾心和气愤,大概就是我自己称之为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
　　这一集,从形式上看,如果说有什么特点,是有一些以三个小短篇为一组的小说.数了数,竟有六组.这些小短篇的组合,有的有点外部的或内部的联系.比如《故里三陈》写的三个人都姓陈；《钓人的孩子》所写的都是与钱有关的小故事.有的则没有联系,不能构成“组曲”,如《小说三篇》,其实可以各自成篇.至于为什么总是三篇为一组,也没有什么道理,只是因一篇太单,两篇还不足,三篇才够“一卖”.“事不过三”,三请诸葛亮,三戏白牡丹,都是三.一二三,才够意思.
　　我写短小说,一是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绝如缕.我爱读宋人的笔记甚于唐人传奇.《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记人事部分我都很喜欢.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龚定盦的《记王隐君》,我觉得都可当小说看.
　　第二是我过去就曾经写过一些记人事的短文.当时是当作散文诗来写的.这一集中的有些篇,如《钓人的孩子》、《职业》、《求雨》,就还有点散文诗的味道.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把散文诗编入小说集,并非自我作古,我看到有些外国作家就这样办过.
　　第三,这和作者的气质有关.倪云林一辈子只能画平远小景,他不能象范宽一样气势雄豪,也不能象王蒙一样烟云满纸.我也爱看金碧山水和工笔重彩人物,但我画不来.我的调色碟里没有颜色,只有墨,从渴墨焦墨到浅得象清水一样的淡墨.有一次以矮纸尺幅画初春野树,觉得需要一点绿,我就挤了一点菠菜汁在上面.我的小说也象我的画一样,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又我的小说往往是应刊物的急索,短稿较易承命.书被催成墨未浓,殊难计其工拙.
　　这一集里的小说和《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在思想上和方法上有些什么不同?很难说.几笔的功夫,很难看出一个作者的作品有多少明显的变化.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很难象青年作家一样会产生飞跃.我不象毕加索那样多变.不过比较而言,也可以说出一些.
　　从思想情绪上说,前一集更明朗欢快一些.那一集小说明显地受了三中全会的间接影响.三中全会一开,全国人民思想解放,情绪活跃,我的一些作品(如《受戒》、《大淖记事》)的调子是很轻快的.现在到了扎扎实实建设*的时候了,现在是为经济的全面起飞作准备的阶段,人们都由欢欣鼓舞转向深思.我也不例外,小说的内容渐趋沉著.如果说前一集的小说较多抒情性,这一集则较多哲理性.我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但我这个人并不脱离政治.我的感怀寄托是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必须先论世,然后可以知人.离开了大的政治社会背景来分析作家个人的思想,是说不清楚的.我想,这是唯物主义的方法.当然,说不同,只是相对而言.如果把这一集的小说编入上一集,或把上一集的编入这一集,皆无不可.大体上,这两集都可以说是一个不乏热情,还算善良的中国作家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的记录.
　　在文风上,我是更有意识地写得平淡的.但我不能一味地平淡.一味平淡,就会流于枯瘦.枯瘦是衰老的迹象.我还不太服老.我愿意把平淡和奇崛结合起来.我的语言一般是流畅自然的,但时时会跳出一两个奇句、古句、拗句、甚至有点象是外国作家写出来的带洋味儿的句子.老夫聊发少年狂,诸君其能许我乎?另一点是,我是更有意识地吸收民族传统的,在叙述方法上有时简直有点象旧小说,但是有时忽然来一点现代派的手法,意象、比喻,都是从外国移来的.这一点和前一点其实是一回事.奇,往往就有点洋.但是,我追求的是和谐.我希望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能把它们揉在一起.奇和洋为了“醒脾”,但不能瞧着扎眼,“硌生”.
　　我已经六十三岁,不免有“晚了”之感,但思想好象还灵活,希望能抓紧时间,再写出一点.曾为友人画冬日菊花,题诗一首：
　　新沏清茶饭后烟,
　　自搔短发负晴暄.
　　枝头残菊开还好,
　　留得秋光过小年.
　　愿以自勉,且慰我的同代人.
　　如果继续写下去,应该写出一点更深刻,更有分量的东西.
　　是为序.
　　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