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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先生以Poet Lore第四十卷（一九二九）见示,中有Harold King作《想象中的近代史诗》（The Modern Epic-A Speculation）一文,颇多新义.略谓史诗一体久已死去,Milton与Spenser欲恢复之.Milton勉有所就,Spenser则竟无成.史诗死去之故,或谓系文明不同；今世已非英雄时代,一般人对神话制造亦已无趣味.诚然,吾人已渐不重个人英雄而重群体.如前者大战,得名者往往为某队士卒而非其将领.然林肯,俾士麦等固为出群之才；并世犹有列宁亦其侪辈.此等人吾人许为天才而非英雄（即拿翁亦然.此等人亦未尝无人为制造神话）,今日之英雄,乃制度（Institution）也,非人也.
或又谓英雄须代表文明,非破坏者革命者之谓.而近代人复杂多变,势难约为一类（Type）.史诗贵在约,不能约,失其用矣.然而不然,真英雄乃群体（Concourse）.但如火车站者,虽为群体,而已成就,无生长,不足为史诗材料；足为史诗材料者,其惟工厂与银行乎?
近代生活复杂,韵文殆不足用.“近代史诗”,体将近于散文.盖散文应用已久,变化甚多也.虽然,史诗当有太羹玄酒之味,宜简不宜繁,宜举大端（Largeunities）而遗细节（Minorconfusions）.——准此而论,小说之表现近代生活,或竟不如电影之直接爽快,不事铺张也.
文末乃举纽约第五街中夜繁华之景,为所谓“近代史诗”示例焉.
（四月六日寄自清华大学）
《立报》是1935年9月20日在上海创刊的“小型报”,之所以命名“立报”,是表明该报只有四开一张,无论新闻报道还是副刊文章,都是短小精悍,读者买了报纸“立”着就可马上阅完.《立报》有两个文学副刊,一是谢六逸主编的“言林”,另一是张恨水主编的“花果山”,“新文学”和“旧文学”各树一帜,争奇斗艳.这也是新文学家首次进入小型报副刊,意义非同一般.谢六逸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早在主编《时事新报·文学旬刊》时期就与朱自清订交,此次重操旧业,主编《立报》副刊《言林》,名家荟萃,请朱自清惠稿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这篇佚文之前,朱自清已在1935年12月14日《立报·言林》上发表了12月6日所作的通信《北平消息》,文中抒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夕,知识分子为北平“这座中国文化的重镇”因日本侵略者逼近陷入危境而“苦闷”和“气愤”的心情.《北平消息》已经编入《朱自清全集》第四卷,奇怪的是,四个月后发表的这篇读书笔记《朱自清全集》却失收了.
查1936年朱自清日记,4月5日记云：“抄一段一九三三年的日记,将寄给《力报》.”《力报》实为《立报》之误.这则日记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朱自清这篇读书笔记其实是从他自己以前的日记中抄出的.再查1933年朱自清日记,2月22日条下果然有这篇读书笔记,但抄出正式发表时已有多处不同程度的修改,值得注意的一处是开头增添的说明：“叶公超先生以Poet Lore（《诗歌》——笔者注）第四十卷（一九二九）见示”.
朱自清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叶公超则为外文系教授,但两人颇多交往.从朱自清日记中可以得知,叶公超经常向朱自清推荐英美的人文社会科学刊物和新著,经常与朱自清交换对诸如现代诗、中国现代文学和中西文学比较等学术问题的看法.朱自清深感自己“与公超相对常得益,然其锋芒（Sharp）亦实实可畏”（引自1934年1月14日日记）.
哈罗德·金探讨西方古代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史诗”何以到了现代无法再现,朱自清认为“颇多新义”,他对哈罗德·金的观点也有所归纳和发挥.所谓“近代史诗”,或与“个人英雄”和“群体”关系的转换有关,与“纽约第五街中夜繁华之景”有关,也即资本主义文明成就了“近代史诗”,虽然其表现形式与古代“史诗”已大相径庭.朱自清研究和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但他像叶公超一样,关注西方最新的文艺理论.一篇短短的读书笔记,涉及文学和史学的不少问题,折射出当时的大学教授真的读书,学术视野颇广.
朱自清一直较为留意刊载哈罗德·金论文的英文《诗歌》杂志,不妨再录他1935年5月8日日记：“林庚《诗五首》,由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翻译,发表于《诗歌》杂志（一九三五年四月,卷四十六）.此固甚光彩之事.为此,林希望得到本校新诗习作讲师席位,俞、王两君向余表达此意,当予谢绝.读该杂志文章两篇,哈立特·蒙罗（Harriet Monroe）之《在北京》与哈罗德·阿克顿之《当代中国诗歌》,甚有味.”这段记载很有趣,林庚以《诗歌》发表其诗作英译而谋教职,朱自清虽然欣赏林庚的诗却仍予“谢绝”,当可看作三十年代文坛轶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