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功利主义对立的是什么

国际关系学上的理想主义
现代国际关系学上的理想主义又称法理主义或规范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对格劳秀斯和康德等理想主义外事哲学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它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1889年,威氏发表了《国家论》,提出应当使国家和世界*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实现道德理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制定了十四点和平计划,诸如公开外交、集体安全、国际法律、民族自决等等,被称为“威尔逊主义.”在威氏的倡导下,西方国家在1919年成立了国际联盟.后来法、美等国又在1929年签定了“非战公约.”理想主义可以被视为是第一个国际关系的理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浮现,以解决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控制和限制战争的无能.早期的拥护者包括伍德罗·威尔逊以及英国下院*诺曼·安及尔（Norman Angell）,安及尔主张国家互相合作才能获得更多利益,而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注定是没有益处的.不过*主义的理论要直到被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嘲笑为理想主义后才被定型.
另有齐默恩的《国联与法权》也是理想主义的代表著作.
理想主义的理论前提是道义和法律,其基本主张是：
1．实现欧洲政治上的民族自决是消除战争的主要条件.
2．秘密外交是导致敌对结盟和冲突的根源,而公开的协议则是避免战争的途径.
3．摒弃传统的均势体系,代之以集体安全体系.
4．建立普遍的安全机构—国际联盟.
5．诉诸公众舆论,因为公众舆论是维持世界秩序的强大武器.
6．强调人的价值,认为人性本善,可通过建立和巩固国际合作实现人性善良的一面,人类在进步过程中可逐步消除战争思想.
理想主义的实质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因此它的破灭是必然的.1919年成立的国际联盟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30年代起,理想主义的主张开始受到人们的批评.
理想主义具有一定的缺陷：
它是一种超脱现实和世纪的政治理念,缺乏实证的精确的研究,没有提出世纪的理论分析方法,忽视历史经验.
[编辑本段]理想主义的社会模型
理想主义对社会的认知与宣扬常常导致乌托邦主义.
绝对意义上的理想主义社会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西方一位学者提出的空想*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体现着人类对美好事物与社会的憧憬.
乌托邦主义是理想主义社会理论的一种表达,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摩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十六与十七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沈没於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著他的时光旅行家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未》（Last & First Men,1930）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却使理想主义社会产生某种现实化倾向.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现者.随著十九世纪*（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於*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鸟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於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
或许乌托邦主义是人类情境所固有的,也许它只内在於那些受古典和基督教传统影响的文化之中；但是我们大可同意王尔德（Oscar Wilde）的话：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
分专章讨论很多社会学专题.乌托邦”这个名字来自摩尔的同名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它有独特的生命力.除了有正面乌托邦,还有反面乌托邦.这后一种题材生命力尤旺.作为一种制度,它确有极不妥之处.首先,它总是一种极端国家主义的制度,压制个人；其次,它僵化没有生命力.最后,并非最不重要,它规定了一种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近代思想家对它多有批判,郑先生也引用了.但他又说,乌托邦可以激励人们向上,使大家保持蓬勃的朝气.乌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个错误.不管哪种乌托邦,总是从一个人的头脑里想像出来的一个人类社会,包括一个虚拟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类社会.假如它是本小说,那倒没什么说的.要让后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种极其猖狂的狂妄.现世*者的狂妄无非是自己一颗头脑代天下苍生思想,而乌托邦的缔造者的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带替千秋万代后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后世人变得愚蠢,这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现代社会的实践证明,不要说至善至美的社会,就是个稍微过得去的社会,也少不了亿万人智力的推动.无论构思乌托邦,还是实现乌托邦,都是一种错误.我们曾经经历过乌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气,只可惜那是一种特殊的愚蠢而已.
怎样做理想主义者
理想对应着现实,理想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对手.理想主义是高于现实并能调校现实的一种思想倾向,碰到适合的环境,它也可能转化为一场社会运动.和实践的结合对理想主义而言是必须的,为人类设计的蓝图只有在社会全体的试验田里开花结果,才能证明理想的价值.改造世界既是理想主义的目标,也是它的首要意义.
柏拉图为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城邦设计了一种制度,他坚信消除财产公有和取消家庭的共产主义能够让城邦的护卫者一心一意地保护城邦,坚信最有智慧的人一旦愿意承担最高的统治工作,这个城邦就是正义而完满的.可惜这都是说说而已,他的精神导师苏格拉底因毒害青年的罪名被处死,柏拉图拿着自己的方案去帮助小邦立法,差点被贩为奴隶.他的徒弟亚里士多德虽然相信存在一个“幸福岛”,但他没有选择当一个实干家,而是老老实实的操持着自己的学园,还精心培养了一个学生：马其顿王国的王子亚历山大.不能说亚历山大日后实现的霸业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帝国和征服早已远离了昔日的理想国,但理想借助英雄改写了世界历史.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故事跟这段往事有点相似.新保守主义的教父列奥·斯特劳斯在大学校园里终老一生,不担任社会公职,也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但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成分被他的第三四代传人变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利器,也成为促使美国变成新帝国的理论基础.与其说思想变成了行动,不如说斯特劳斯的理想主义为21世纪的美国指明了方向.
布什显然不能和亚历山大相比,但他们都不由自主地承担了哲人的理想.理想主义在鞭策社会趋于完善的同时也肩负着制造英雄的任务,这是理想主义的第二个作用.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刹那,他肯定会相信,能够逃脱风暴、饥渴和死亡的威胁是命运女神的眷顾.事情一旦到了生死这份上,理想不理想的就不重要了,理想主义看重的,是在遭遇艰险的历史时刻,敢于付出怎样的代价挺过来的人.那些开拓者是最具有理想主义成分的偶像,他们经过大风大浪但初衷不改,理想主义经受了现实的洗礼而愈加光彩夺目.
但理想主义选择和制作英雄的活动只存在于每一段伟大历史的开端.理想创造神话,现实消解神话,尤其是*社会的现实,更令理想主义尴尬万分.我们的时代是理性主义的,理性奉行的是现实标准,当今的英雄没有几个敢于构想亚历山大的事业,中产阶级也不再是拥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徒.理想主义逐渐受到制约而被边缘化了,人们对“社会乌托邦”的灾难性后果感到恐惧,而不再对最美好生活的实现有所欲求.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就是身边的伊甸园,人们宁愿躺在平稳而消遣的小资生活上睡大觉,也懒得去操心社会完美与否,哪些价值还值得追求.
只要今天不是历史的终结,就总会有人能够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完美,也就能发觉改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只要还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理想主义就总还有它的生命力.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从根本上释放了人性的全部欲望,而且在一个平面上将追逐不同欲望的行为等量齐观.但理想主义的要义在于它要为这种平静的生活注入一丝灵气,以它的卓而不群证明它的高贵.
有些人也正在借助着这股灵气为理想主义大厦增砖加瓦.雷锋就是我们身边的理想主义英雄,摒除那个时代赋予他的道德符号,雷锋确实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成全理想主义的典范,他把助人为乐当成最大的快乐,他把有道德的行为当成生活理想.雷锋的理想主义就是将德行贯穿于人伦物用,这让我们想起了从“遵德性、道问学、致良知”到“人人皆可为舜尧”的中国儒家传统.
理想主义认可的英雄越来越没有高低上下之分,这种历史趋势迫切需要我们认真评价身边各种各样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往往以让现实更美好的名义开始行动,那么考量真假理想主义的标准就不在名义,而在“行动”.它的目标虽然不必是全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但至少是在朝着有利于大众福祉的方向前进.
真正的理想主义越多,我们的社会也就越完善.社会对理想主义的宽容和容纳程度证明了其成熟程度,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的英国社会是值得赞扬的,它允许一个旨在改变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存在.这也是理想主义的第三重意义,即衡量社会成熟程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