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区别是什么?

一．定义的差别
　　定义是西方哲学的基础.纵观西方哲学,描述世界的语言大多是分析性质的.每个哲学流派的理论阐述都是判断式的.从泰利斯的“水是万物之源”（P33）,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P259）,再到马克斯的“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西方哲学研究某一个事物时,常常是把未知的事物理型化,再用已知的简单事物的相加来表示,称作定义.因此,西方哲学常常是从定义出发,建立一套公理化的体系,在用这个体系解决实际问题.
　　定义省略了事物的次要属性,但是,主次关系会随着研究对象的改变而改变.定义的过程实质上是把人们对于事物的理解推向了极端,即“什么时候是这个属性在起作用,什么时候是那个属性在起作用”,而这些边界常常是模糊不可寻的.每当叩问定义的边界时,西方哲学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异化,走向事物的反面.异化可以体现在公理化体系的构建中,譬如第二次数学危机；也可以体现在主观推理与客观现实的不符,譬如：人工智能的电脑算不算是人?因为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只要是融入了社交网络,有了自己的社会关系,就可以算作人了?我有些不同意,孰是孰非有待商榷.
　　相比之下,东方哲学存在概念的兼容,并且强调概念的适用有条件.区别于“什么是什么”的分析句式,东方哲学的句式是：“此时它是这样,彼时它是那样”.譬如禅宗对于“人是猪”的理人本来不是猪；但是在轮回中,人的前世可以是猪.又如中医辨证非常讲究“天时”（气候和时间所带来的“生存格局”的变化）,“地利“（地理因素）和“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心态）.区别于西医将各个脏器细分且结构化,中医的理论更像一个黑箱,用一些原始的定义（阴阳,五行,营卫等等）将现象归类,用现象推导概念,再由概念推导现象.这些推导的依据就是规律使用的条件.
　　东方哲学避开了异化的难题,却也面临窘境——虽然肯定了规律适用有其条件,但是这些条件具体是什么,又如何得知,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即肯定了边界存在的重要性,却没有说清如何得知边界在哪里.这样的坏处是明显的——东方哲学不会产生一个可操作性太强的方法论,因为有太多需要意会；好处也不是没有——边界本身就随着人类认识世界的螺旋上升在不断延拓与收缩,一下子弄清楚反而不好办,只要能用就行.从这个角度讲,东方哲学本身就是方法论.
　　究其原因,西方哲学是由饱食终日的人们为了解释世界而创造出来的；而东方哲学则是以解决生存问题为基本目的总结出的.西哲真正走上实践的舞台自马克斯始,而东哲对于世界的理解早已广泛地运用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
二．理性的争辩
　　西方哲学中有许多关于理性的阐述.回忆全书,从柏拉图的《理想国》（P98）到康德的不可知论（P373）,理性被反复提及.理性在西哲眼中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人们在面临判断的时候会本能地想到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会发生的,什么又是不会发生的.
　　这是一件奇妙的事,因为人类运用理性的过程中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即没有一个严密推理的过程.相比于黑格尔的三段论,早期人们无法得知自己的理性判断从何而来.因此才会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本书的中部）.其本质差别就是相信感官还是相信大脑为正确判断的本源.
　　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笛卡尔到洛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知建立理论.然而,这个问题最终在精神分析学派中得到了解释（个人观点）.用佛洛依德及其继承者（继承者对原始的佛洛依德理论有所扬弃）的话讲,人类的认知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规律,而所谓理性的判断过程就是潜意识在大脑中进行了大量的经验事实比较,得出了一个可信权重相对较大的事情浮现到了意识中.理性的无意识本质上还是依赖潜意识的.
　　相比之下,东方哲学直接忽略这些内容.从诸子百家的论辩,到王阳明的“心学”,东方哲学隐隐约约地提到了与理性相似的概念——“神明”或者“心”.神明并不是神仙,而是理性.譬如《内经》中讲：心为百官之主,而神明出焉.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将人体比作一个国家,那么“心”就是皇帝,“心”决定着人类的思维.王阳明也说：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诸子百家并未直接提出理性的概念,但是从行文中看,百家的论战文字常常采用类比的句式.譬如孟子将人心向善比作流水向下一样,是自然的事情.在一定的条件下,由经验直接得出结果是典型的东方哲学思维方式,它直接忽略了“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这个问题.显然,这样的思维方式不会衍生出“理性”的概念.　　在西方哲学中,理性和上帝常常是一起出现的.因为理性推断是意识状态无法觉察的,冥冥之中竟然会有答案自然跳出来,不禁让人想象到有上帝的存在.这种想法最典型的是史宾诺莎,它直接认为上帝是事情发生的“内在因”,自然,也是人类理性思考的“内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