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特点

　　国内外纪念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正在展开.郑和下西洋,充满了进取性、开拓性与大无畏的精神,对于一贯重视陆路、轻视海权的中国历史与传统而言,其意义更加难能可贵.并且,郑和下西洋始终坚守和平、平等、自律原则,不以大欺小,不恃强凌弱,这与后来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唯利是图、掠夺性、残暴性相比有天壤之别.
　　因此,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王道外交”的特征,即亲仁善邻、以德行仁、以大事小、协和万邦、悦近来远.
　　“纯粹王道”的局限和不足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郑和下西洋所体现出来的“纯粹王道”也有不足和局限：
　　首先,行动缺乏明确而切实的战略目标选择与实际利益考量.郑和下西洋以宣扬明朝的和平友好理想为主要使命,重义轻利,厚往薄来,对有效维护国家现实利益功效有限.明朝纯粹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凭借雄厚国力,大力从事不计成本与不惜代价的睦邻外交活动,积极致力于建立与维护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天朝礼治体系”.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明显缺乏现实利益考虑,因为当时对明朝的主要现实威胁并非来自海上,而是来自北面的北元与西面的帖木儿帝国.郑和下西洋纯粹王道的理想色彩浓厚,重义轻利、不计得失.而与之相对照,汉朝张骞通西域则完全从国家的现实安全利益与战略需要出发,义利兼顾、德力兼备,目标明确、量力而行.
　　其次,明朝派郑和七下西洋,耗资巨大,有劳民伤财之嫌.郑和下西洋花费多,收益少；送出去多,拿回来少,并未给明朝带来足够实际利益,反而造成巨大物资浪费,导致后来国库空虚.郑和下西洋厚往薄来与四处馈赠,也反映了明成祖的帝王虚荣心态与好大喜功个性.
　　再次,受明朝封建制度限制,郑和下西洋仅限于对外宣扬和平,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海外贸易与商业的持久发展,更不用说导致明朝的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发育,因为在“天朝礼治体系”之下,商品交易和国际贸易是不受重视和鼓励的
　　务实“王道”是中国外交主流
　　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与外交思想可一分为三,即以孟子为代表的纯粹王道、以荀子为代表的务实王道、以韩非子为代表的霸道.纯粹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外交不以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的实现为最大目标,道德并非外交手段,而是外交的目的；务实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外交以维护与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在追求本国利益同时兼顾道义原则,反对滥用武力,尽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霸道外交的特点则是：迷信武力与唯利是图,只顾本国利益,以争夺霸权与取得霸主地位为最大目的,仁义道德至多只是外交工具而已.
　　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一直存在两个主流：就王道与霸道而言,王道是主流；就王道本身而言,务实王道又是主流.三者相比较,霸道有弊无利,纯粹王道利弊参半甚至弊大于利(如两宋),而务实王道则利大于弊,其造就了中国古代的三大盛世：西汉的文景之治与武宣之政、唐朝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清朝的康雍乾盛世.
　　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应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既要充分肯定其和平无私精神,也应反思其不计得失、好大喜功与劳民伤财之误.我们应坚持“去纯粹王道之幻想、反霸道强权之行径、取务实王道之神髓”的历史取舍原则,认真吸取纯粹王道外交的经验教训,更多地将义利兼顾、德力俱备的务实王道发扬光大,古为今用,以更好地促进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