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抗争非典医护人员的故事：如邓练贤、叶欣、王晶、丁秀兰、李晓红

中山三院传染病科书记邓练贤是广东抗非典战斗中第一位因公殉职的医生 .
4月21日下午5时40分,冲锋在抗击"非典"最前线被传染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党支部书记邓练贤不幸逝世,终年53岁.这是广东省在抗击非典型肺炎战斗中第一位因公殉职的医生.邓练贤生前任中山三院党委委员、传染病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我清楚地记得,大年除夕我们吃完年夜饭,他笑着对我说：‘我10多年来都没陪你好好过过春节,今年我决定陪你出去走走!’”不过,这个让邓练贤妻子朱秀娟特别期待的羊年春节,并没有如愿.邓练贤话刚说完不到20分钟,医院的电话就来了,等他回来时已是凌晨3时.邓练贤又对妻子食言了.
除夕晚上9点钟,邓练贤在家接到医院电话,称由外院转入两个危重的非典型肺炎病人,由于大多数人员已回家探亲或外出旅游度假,发生突发事件人员配置相对紧张,各辅助科室也人员匮乏,给事件处理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邓练贤以传染病科党支部书记和副主任的身份,积极地挑起传染病科人员调配、组织协调和物品落实等担子.作为传染病科主任医师的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个工作的风险性,但他没有推脱,而是一马当先,每一个病人他都亲自询问病史,认真体格检查,每一个救治过程都亲力亲为,全程参与,与科室医务人员,共同战斗在抢救病人的第一线.
突然间失去丈夫的朱女士是医院的护士,在悲痛之余她还清楚地记得丈夫为了救治病人而忘我工作的过程：1月31日晚9点接到电话便立即赶到医院抢救病人,直到2月1日凌晨3点才回到家；睡不到4个小时,早上7点又接到电话,他二话不说又赶到医院,直到下午3点才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家吃中午饭；刚想多休息一下,晚上8点电话又来了,他又工作到深夜12点才回到家.2月2日早上8点,他又准时来到了病房,此时,战斗已进入了第三天,2月3日晚上7点,他感觉到全身酸痛、乏力、头痛,发烧至38℃,但他仍坚持工作,不言休息,2月5日下午,他高热不退,肺部出现炎症阴影,证明他确实病了,这才住进了医院.邓练贤的好友告诉记者,他常说：既然选择了做一名医生,就意味着付出,病人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
身上沾满"毒王"带着血的痰液
2月1日救治被称为"毒王"的患者,可谓惊心动魄.病人周先生进院时剧烈咳嗽,咯血丝痰,呼吸困难,高热,烦躁,神志模糊,大部分肺野被炎症浸润.邓书记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难治的高危病人,大量带血的痰液排出意味着他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在确定病人病情之后,他和同事们进行了积极的处理,短时间内,各种相应的诊断与治疗措施相继到位,吸氧、抗炎、建立静脉通道、镇静、止咳……但是,常规治疗不足以维持病人的生命,症状未改善,血氧饱和度继续下降,生命体征不稳定,至此,他和专家们决定对该病人进行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严重的缺氧使病人明显烦躁,插管过程极度不合作,为了配合麻醉师的工作,邓书记只好与其他医生一起按住病人的头和四肢,管被插入又脱出,脱出了再插入,终于使这位病人插管成功.这过程中,病人剧烈咳嗽使大量痰液带着血从插管处喷出,在场的医护人员从头到脚都被污染,病房中刹时充满病菌,邓练贤和同事们都清楚,自己正处在危险之中.他们没有中途退缩,来不及更换衣帽,继续争分夺秒地进行抢救,直至病人情况终于稳定下来,而时间已过去了几个小时.
在抢救一位11岁呼吸衰竭并心力衰竭的儿童过程中,他和其他4位专家轮流上阵进行徒手胸外心脏按压长达4小时,曾使病人停跳的心脏三次恢复跳动.全国著名病毒性肝炎专家姚集鲁激动地说："他不是惊天动地的大英雄,但绝对是一名踏实的好医生,一名无私的好党员."
"我的丈夫是我心中的英雄"
一个个病人救活了,可一个个医护人员却倒下了,传染科的医护人员无一幸免地染上了非典型肺炎,而病得最重的邓练贤在与病魔坚强战斗了两个多月后离开了人世.
"我的丈夫是我心中的英雄!"朱女士流着眼泪说."他是为了抢救病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我为他感到骄傲!"朱女士告诉记者,2月18日丈夫因病情严重而转到广州呼吸研究所的重症监护室抢救,后来病情一度好得很快,他们家人已经准备接他回家了,不想前几天病情突然恶化,到4月21日中午病情已十分严重."我每天坚持去看他,他不能说话,我们就写纸条,可能他已经感到自己不行了,那天他什么也没写,我看见他流泪了……我真有一种想随他而去的感觉……"
1973年,邓练贤投身中山三院传染病科,一干就是30年.1990年起,他出任传染病科党支部书记,至此他领导的党支部连续13年获得先进党支部称号,他本人则连续13年被选为先进*员.邓练贤的一位同事告诉记者,邓书记是个好人,传染病科经常有穷得连饭都吃不起的病人,他就自己掏钱买饭给他们吃.而他那种善于与人沟通的能力,让全科室的人十分服他.在去邓练贤家里慰问时,医院的王院长禁不住流泪了,"他是我们医院管理和专业人才中的中坚分子,他的去世是我们医院的重大损失,我真的很悲痛!本报记者曾文琼/通讯员许平鸽
一份时间表
1月31日晚上9点：邓练贤接到电话立即赶到医院抢救"非典"病人
2月1日凌晨3点：回到家
2月1日早上7点：又接到电话赶到医院
2月1日下午3点：回家吃中午饭
2月1日晚上8点：接到电话赶到医院
2月1日晚上12点：回到家.
2月2日早上8点：准时来到病房
2月3日晚上7点：感觉到全身酸痛、乏力、头痛,发烧至38度,仍坚持工作
2月5日下午：高热不退,肺部出现阴影,住进医院
4月21日下午5时40分：不幸逝世,终年53岁
2003年非典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命运,曾经牵动过很多人的心,这个人就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的护士王晶.王晶护理了当时北京市第一批非典患者,可当患者纷纷康复出院的时候,王晶却倒下了,被非典病毒夺去了生命.情况回忆
奶奶说的那事发生在2003年的4月,当时佟艺的妈妈王晶正在休假,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奶奶至今仍然觉得历历在目.当时王晶只说单位正缺人手,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走了,家里人没有料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见到王晶的面.作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一名急诊科的护士,王晶因为在工作中因感染非典而病倒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王晶的病情会进展的这么快.在被隔离的病房里,妈妈王晶还一直用手机给小佟艺发去短信：
4月29日 王晶给佟艺发来第一条短信：
窗外的花开了,今天阳光真好,我要快点好,回家把你找,你可不能跑.我肺活量小
接到短信的佟艺此时还在学校上课,她对妈妈的病情并不知情.7岁的佟艺天真地相信王晶对她说的,妈妈得了重感冒,暂时还不能回家.
在发出那个短信后不到一个星期,王晶的病情急剧恶化.下面这段画面是记者在王晶去世前几天拍摄到的.因为病情严重,王晶从住院后,30多天没吃一口东西.
因为上了呼吸机,王晶想说的每句话都只能靠写,这是医生们在一起猜测着虚弱的王晶写出来的字.
护士问她：西红柿,是吗?
西红柿怎么吃啊,
打成汁呀,
看来得打番茄酱.
行 行 我跟你说啊,
那就得把这个打成汁.
然后往里打, 行吗?
咱得先打汁, 行吗?
明白了,
西红柿, 是吧.
想吃西红柿,
明白了, 啊.
就得等一等啊.
每次看到这一段画面的时候,我都忍不住会心酸.王晶在已经一个月滴水不进的情况下,手里仍然在给佟艺发短信.我想,唯一的女儿可能就是这个母亲在生死边缘徘徊时最牵挂的人.
5月12日 19：45 王晶给佟艺发短信
我最亲爱的宝宝,妈妈把你发来的信看了好几遍,你们是我一生的依靠,我要为了你们好起来.平安回家和你们在一起,你要乖,好吗?
了解王晶故事的人们在他病重期间,自动组织起来为她寻找治疗用的血清,短短一个星期就有十几名康复后的非典病愈者捐献了血液,希望他们的抗体能够帮助王晶挺过这一难关.然而人们的爱心和努力却没能唤回她时年仅仅32岁的生命.
5月13日 时间：11：47 王晶发出生命中最后一条短信
你穿红内衣,为我保平安.
短信的字数越来越少.我看了王晶临终前发来的所有短信,其中没有一条透露过她在病中所受的痛苦.事后,佟艺在自己的一篇缅怀母亲的作文里写道：我很爱我的妈妈,因为她是一个坚强的人
小佟艺说：到这时,我妈妈再也不能给别人打针吃药了,妈妈知道自己不行了,不过她就是不说,老说我很好,没事,可她知道没法再让自己好,就用手表示出,还能打倒非典的决心.
王晶的事迹以及她家人对她的关切,很快被媒体报道,我到现在仍然记得,人们在关注王晶病情的同时,自发为佟艺以及和佟艺一样战斗在抗击非典一线的医务人员的子女进行捐助.人们都怀着善良的愿望：王晶有这么爱她的家人,有社会上这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奇迹也许就会发生在她的身上.然而人们的善意没能换回他的生命.5月27日,王晶去世.我找到了当时的报纸,当天新闻的头条是：今天,解放军小汤山医院又有42名“非典”患者康复出院,这也是近期出院患者中人数最多的一批.
妈妈临走的时候,小佟艺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也没能听到妈妈临终的话,只有这几条短信,留在了佟艺的电脑里.但我相信,这些带着母爱的短信,会伴随孩子一生,它们会给佟艺带来勇气,支撑她面对未来的任何困难.妈妈走了,但小佟艺的生活还要继续.
非典期间,王晶所在的北大人民医院,一共有93名医护人员相继病倒,其中91人在日后的治疗中陆续康复.全院有654名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与非典患者面对面接触.正是这些白衣天使的无私奉献,使人们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最终取得胜利.始终让我牵挂的是：王晶去世以后,留下了年幼的佟艺,在这个最需要母亲的年龄却不得不独自去面对生活.她能应付吗?
这里是5月15日的人民医院,现在,这道黄色的警戒线已经解除了.可是,无情的SARS病毒却让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丁秀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在这家医院已经工作了整整16个年头.非典终将成为过去,封闭着的医院恢复了往日的忙碌.在急诊科里,人们再也见不到丁大夫的身影了.
上午十点半,急诊科刚刚解除隔离,从郊区返回的医务人员没有回家,直接来到医院门口,为两天前刚刚离去的丁主任送行.
护士长徐国英：人民医院急诊的状态是紧张、繁忙.因为我们的急诊量在北京市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来的人都是因为比较危重才到我们这里来的,所以我们的工作量就非常大,急诊的医生和护士就一直承担着很重的工作量.
医生刘小原：可能对于有的人来说,去SARS病房就是一线,但是实际上在我们急诊比SARS病房还危险.因为急诊来的都是急的、重的,有很多病人不容分诊就收进来了.当时你还来不及鉴别,他到底是不是SARS病人,或者说有没有合并SARS的时候,你还必须要给他治.
徐国英：当时我们的丁主任,因为她是我们医院四个主检医生,主检SARS病人的医生,就她一个人在急诊科,所以基本上一般比较疑难、不能确诊的或者是发烧的,胸片有问题的,都得要叫她定.
刘小原： 她白天把发烧的病人需要她看的看了,有会诊的让她会诊了,还要找院领导联系各方面的事,这些都需要跑.还跟上上下下联系我们的防护眼镜啊,裤子啊这些东西,还有各个方面病房什么的.
徐国英：大家都特别紧张,一看这么多发烧病人,而且这么多的肺片都有问题的,然后我们护士也很紧张,医生也很紧张.
刘小原： 因为她是领导,大家的怨言或者说着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肯定都先跟她说.我们急诊科说话都特别快,就跟吵架一样,说完了她肯定特别特别着急,她要去找院领导,还要去说这些事,有的时候能解决,有的时候解决不了,她肯定精神上的压力特别大,又特别累.
3月底,SARS病毒开始在北京肆虐.在丁秀兰的带领下,人民医院急诊科日夜忙碌收治非典病人.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一名又一名医护人员遭到感染,陆续倒下.
徐国英：当时我也看出她有点紧张了,但是她说咱们都是*员,就得这么做,说心里话当时谁都害怕.
刘小原：我觉得她那种恐惧,对这个病的恐惧,反正从我自己来说,不是说害怕自己染上病或者什么的.我是觉得我每天受不了的是,我第二天再上班的时候,我就知道前一天跟我一块儿吃饭,一块儿上班的又有两个护士病了.跟我坐在一起吃饭的大夫,他跟我说刘老师我发烧了,我头疼,一量体温38度多,我觉得我是受不了这个.
那段时间里,病人蜂拥而至,身边的姐妹又陆续倒下,作为当时坐镇急诊科的唯一领导,丁秀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每天既要考虑如何救治病人,又要想方设法保护好身边的医护人员,工作量越来越大,可是认真负责的态度从未改变.
徐国英：那天当时我觉得快五点了,查了房,她就一个一个非常非常认真地查.她从头查到脚,口腔什么都查.因为查口腔是最危险的,所以她查完了以后,可能都快七点半了.
护士长回忆说,那一晚丁大夫给病人做完检查,拖着疲惫的身体在急诊科的临时隔离区为病人写病例,一直写到深夜.大概就是在那一夜,SARS病毒侵入了丁大夫的身体.
徐国英：她一开始就觉得自己是个感冒,因为她发烧到37度8,没有到高烧嘛,她觉得是个感冒,所以她就说没事.她说护士长我没事,我感冒退了烧输上液就好了,咱们还得干啊.
刘小原：然后等到星期三,我再去看她的时候是星期二晚上,她体温就上来了,39度了.星期三我和马主任进去看她的时候,她就说了,说我就是,看来我就是了,但她非常平静.
丁秀兰病倒了,可急诊科的工作还在继续,作为急诊科主任,即使躺在隔离区里,她仍然履行着一个医生的责任,仍然惦记着那些她医治的病人.
徐国英：她在病当特别关心我们的SARS病人,因为这几个病人,尤其第一批的,都是经过她看过的,所以她老是关心他们.经常老远就问我们,护士长,他们怎么样了?我们就把情况告诉她,然后她就把她的医嘱都开出来.
作为人民医院的四名SARS主检医生之一,为了给危重病人以最有效的治疗,在病床上她经常和有关专家进行电话会诊.
朝阳医院院长王辰：有一天丁老师给我打电话,我听到她病得已经很厉害了,她告诉我急诊科的很多人的处方都是她在提供治疗.她在那里面绝不仅仅是个病人的身份,她根本就是日夜住在病房里的一个医生,一个自己身为病人,又在照顾其他病人的医生.
可能就是因为在病床上仍未停止忙碌,丁秀兰的病情恶化了,医院决定将她和几个危重病人转往地坛医院继续治疗.
徐国英：22号给她送到地坛医院去,后来我就把担架给她拖到她床边,她说护士长你不要拿担架,我自己会走,你们躲我远一点.后来我说不行你肯定走不了,因为确实还有五十米呢,因为这样的病人在那个时候真的,走一步都是很艰难的,都要咳嗽,都要气喘,非常虚弱.我说你不行,你必须得坐到担架上面.后来她就是怕我们跟她离得太近,后来我们把她压在担架上,再推到救护车上.到救护车上以后,不是她戴着口罩吗,她用被子把头都蒙上,她怕自己的呼吸呼出来的传染给我们.因为当时我们都坐在上面,所以我们的好多护士都哭了,当时都哭了,所以我觉得那天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讲话了.
4月22日,丁秀兰从人民医院转至地坛医院接受救治,《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贺延光那段时间正在地坛医院采访,她用镜头记录了丁大夫最后的日子.
记者贺延光：我是慢慢地熟悉了她,丁医生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我从来也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所有我了解她的东西,都是别的医生,别的护士跟我讲的.甚至地坛医院的医生讲,他们现在在治的这些非典病人,许多病例都是丁医生写的,包括转来的人民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包括人民医院转来的其他非典病人.所以在她倒下之前,她实际上一直在救人,我拍她的照片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我是拍她的手的特写.我的想法也是想用一种象征意义.因为丁医生的手,是一双救人的手,她的手,她的血液应该是永远流动的,但是有时候事实就是非常的残酷.到13号的凌晨4点15分,丁医生去世了,我觉得平常我还算坚强.但是,（在场）没有记者不掉眼泪的,没有医生护士不掉眼泪的,我们都觉得她应该能活过来,因为大家都觉得,她是一个医生,她是一个救人的人,不应该这么就走了,所以没有想到她真的就这么走了.
从医33年,丁秀兰亲手救治过大量的危重病人.作为一个医生,她所具有的那种珍贵品质,无声地感染着身边的人.
王辰：我的第二个代教老师,就是丁秀兰老师,她带我实习,当时她是住院医师,我是实习大夫.我是刚进临床一个月的实习大夫,丁大夫给我的很多印象,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医生本来就是一个特别需要善良的本色来发挥的这样一个职业.她本性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人骨子里面特别善良,她在做医生这个职业的时候,尤其把这个善良的天性,体现得特别充分.比如说她对病人,总是最早来查房,然后随时病人有问题,她随时解决.所以我也很庆幸,在我刚刚接触医学的时候,就碰到了像丁秀兰这样的一个好老师,她的当时那种临床的精神,那种对病人负责任的态度,和她对我们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就真正对我们以后的从医过程,产生了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
丁秀兰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去年10月底,十八岁的女儿远赴加拿大留学.因为事情发生的突然,丁秀兰和她的女儿甚至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丈夫申业桐：我是从1988年到我们医院的海南分医院去出差,我前后在海南分医院,差不多工作了十个年头.这样家里都是靠她一个人带孩子,她上夜班的时候,就把孩子一个人锁在家里,她在那边上班.所以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感到心里很内疚,对孩子来讲.
王辰：她把太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工作上面,她对自己的孩子照顾得应该说不是很周到的.她很爱孩子,她心里最大的一个事,就是这个孩子.医生里面高智商的人物极多,但医生里面对自己的孩子疏于管教、疏于教育的人也极多,丁老师就是这样的,对孩子很爱,但是实在是无暇去更多地照顾孩子.我想跟她说的就是,请她放心走好,我会照顾好孩子的.
徐国英：丁大夫去世了,我们都特别悲痛,所以现在在外面的准备上一线的同志都给我们写请战书.真的,好多人都跟我说,徐老师你用我的时候,要叫我们进去的时候一定进去,所以我觉得丁大夫去世了以后,更给我们增加了勇气.
刘小原：我觉得好像,就是说它虽然是个事实,但是我觉得她还是活着,她说话的样子,她那些动作好像就在你眼前.
王辰：所以丁老师这个事情对我影响非常深.她的去世,更使我们把她过去的一系列的为人为医的风范,烙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在做医生的时候会做得更好一些.
就在李晓红殉职20天前的那个上午,她所在科室接诊了一位地方病人,也是全院接诊的首例非典患者.在人们谈非典色变的日子里,同在医院从事医务工作的丈夫考虑近来妻子很疲劳,劝她休息几天.李晓红
6年前,出身于军人家庭的李晓红从地方大学毕业后,走进她向往的警营,成为一名白衣天使.她热爱自己的事业,决心为解除患者的病痛奉献自己的全部才学.由于工作突出,她入了党、三次立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去年的职称考核中,她以两轮均为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全科最年轻的主治医师.
那天,她像往常一样走向自己的岗位,微笑着走进一间间病房,走向她的一位位病人,也包括那位非典病人.她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与科里医务人员一起分析病情,收集有关治疗非典的资料,采取救治措施,并亲自为那位非典病人体检、诊治.一整天,她忙得连喝口水的工夫都没有.
然而,人们不愿看到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尽管科里采取了一定的防护措施,但由于人们对非典认识不足,在收治那位非典病人5天后,过度疲劳的李晓红不幸被非典病毒感染.
丁秀兰同志生前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急诊科副主任、急诊科党支部书记.生于1954年3月24日,1970年9月-1976年9月为北京红十字朝阳医院内科护士,在此期间由于工作出色,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党员.1976年9月进入首都医科大学学习,1980年毕业,被评为优秀毕业生.1980年1月-1988年12月丁秀兰同志在北京红十字朝阳医院工作.历任内科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和主治医师.1988年底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任急诊科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2003年4月中旬在救治“非典”患者时被感染,因多脏器功能衰竭,于2003年5月13日凌晨4时15分光荣殉职,终年49岁.
　　丁秀兰同志从医33年来,遇到困难和危险,总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对病人一视同仁,无论贫富贵贱,她都精心诊治,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要对得起病人”.对待科里的同志,也是有求必应.身为教授、科室副主任的她,无论哪一级的医生请她看病人,她从不推诿,半夜里常被叫来会诊.她关心年轻医生的进步,在政治上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向党组织靠拢；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常利用休息时间替科里的同志排忧解难,甚至替有困难的下级医生值班看门诊.
　　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战斗中,急诊科无疑是医院的第一道防线,而作为急诊科副主任、急诊科党支部书记的丁秀兰同志更是站在第一道防线最前沿的人.“选择做医务工作者,就是选择了奉献”“*员就得带头”这些都是她常说的话,也是她一贯工作作风的真实写照.当社会上谈“非”色变的情况下,对发热病人本能地退避三舍时,丁秀兰同志却义无返顾的冲到了抗击“非典”的第一线,成了24小时在岗的发热门诊的主检大夫.当发热病人大量涌来时,下级医生经常越级请求丁秀兰同志指导,而丁主任明知多接触一次发热病人,就多一分被感染的危险,但她还是象平时一样,不分白天黑夜,随叫随到,象平时一样认真询问病情,一丝不苟地查体,和年轻的医生们一起开医嘱.看着被“非典”病魔击倒的年轻护士,她心如刀绞,总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她们.她象大姐姐一样劝慰他们,鼓励她们战胜病魔；她还象住院医生一样,为她们一个个地查体,细致到连每个人的眼睑和咽部都要认真地检查一遍,并亲自书写病历.在“非典”病毒肆虐的日子里,她匆忙的脚步声、熬红的双眼以及疲惫的神情告诉人们她已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医生的天职和*员的信念支撑着她的整个灵魂.她就这样不停地劳碌着,用她已过中年的身躯抵御着疲倦,用她*员的行为鼓舞着士气.
　　2003年4月14日,极度疲倦的丁秀兰同志开始感到身体不适,但是她无暇顾及自己,仍支撑着有病的身躯,坚持工作,下午终于病倒在自己挚爱的工作岗位上.躺在隔离病房里,丁大夫依然象往常那样,助人为乐,关心同志,有的年轻病友因病情加重,心情烦躁时,丁大夫拖着自己有病的身躯,艰难的举着输液瓶子挨到她的床前,用长者特有的关怀安慰她,指导她如何正确使用呼吸机,使她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在最后的日子里,当她说话已经很困难时,仍不忘嘱咐病友“用呼吸机时多抹点石蜡油”.为了减少医护人员进入隔离病房的次数,降低交叉感染的机会,她总是不停地“撵”前来巡视的医护人员：“快出去吧,别传染你们!”,为了减轻护士的辛苦,她竟夜间不睡觉,自己盯着输液.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她毫不犹豫的把生的希望让给了别人.作为医生,她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作为党支书,她是春雨,滋人润物细无声；作为病人,她还是和其他病人站在一起共同抗击病魔的医生.
　　在丁秀兰同志患病期间,为了就治丁秀兰同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专门成立了特别医护小组,为抢救丁秀兰同志提供了技术、物质和器械的全力支持.她的病情也牵动了北京市、北京大学和医学部领导的心,他们多次组织北京市及外地专家会诊,北京地坛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也全力投入抢救工作.但终因多脏器功能衰竭,于2003年5月13日清晨4点15分在北京地坛医院光荣殉职.
　　丁秀兰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在几十年的从医生涯中她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娴熟的专业技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塑造了医务人员的形象,塑造了*员的形象,是医务人员学习的楷模,被追授为北京大学“优秀*员标兵”、北京大学“白衣卫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员”、北京大学医学部“白衣卫士称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优秀*员”荣誉称号.
王晶,女,汉族,1971年2月2日出生.生前系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优秀*员.在此次抗击非典的战斗中,王晶同志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恪尽职守、忘我工作,最后不幸染病,于2003年5月27日15时30分光荣殉职,终年32岁.
王晶同志于1990年6月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卫生学校护理专业,毕业后主动报名到工作繁重的急诊科工作.在工作中一贯勤勤恳恳、扎扎实实、任劳任怨,因表现突出曾先后获得1991年度和1993年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护师奖、1994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最佳护士小姐称号.
1996年9月王晶同志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以极为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医科大学夜大学护理专业深造,毕业后承担了急诊科护理教学工作.在教学工作中,她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认真负责,
我清楚地记得,大年除夕我们吃完年夜饭,他笑着对我说：‘我10多年来都没陪你好好过过春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