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孟子所言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这里,“书”本指《尚书》,“《武成》”是《周书》的一篇,记武王伐纣事.我们且不去讨论《尚书》是否算得上文学作品,因为魏晋以前文论大部分是针对广义“文章”而发的；也不必嘲笑孟子坚信“仁人无敌于天下”的天真,或是去分说其所信、所疑的是与非,我们不妨把“书”看作一般作品,来分析孟子从一个作者的创作体验出发,所提出的两条阅读原则.
其一是不“尽信”的原则.不尽信,就是不完全相信、不过于相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程子解释为“苟执于辞,则时或有害于义”,即如果执著于言辞表面,有时就会妨碍对作品中道理的理解.其实,孟子的“不尽信”有三个层次的涵义,程子只道出了其一.第一是材料的层次,对作品所记载的事实不要“尽信”.“血流漂杵”的景象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很夸张的,孟子推此及彼,认识到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合事实的成分,因此他不像汉唐经学家那样圆圣人之说,但也没有采取“古史辨”派学者推翻记载、详细考辨的认真态度,而是以不“尽信”的阅读原则要求读者对那些事迹不必太认真.可以说,孟子的态度既不是史学的,也不是经学的,而更接近文学的,他把这些记载作为“事典”而不是“事实”.
将对材料的态度扩大到整个文本,就要面对程子所说的“辞”和“义”,即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这是不“尽信”的第二层次.这点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孔子的“辞达”说和魏晋六朝人对“言不尽意”的讨论.孔子处于文学发展的初级阶段,以史学家的立场力求保持上古文学的质朴风格,因此提出“辞达而已矣”,反对雕润和藻饰；而文学自觉之后的魏晋齐梁理论家,则或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思想的表述问题,或从文学的本质特征出发自觉追求更高超的表现技巧.孟子所处的战国后期恰好在二者之间：纵横家们早已抛弃了古直的传统,形成铺张扬厉的散文风格,却又未暇作出理论总结；孟子的散文颇有战国策士之风,他显然已自觉意识到技巧对于表达的辅助作用,所以在创作上背离了孔子的“辞达”原则而显示出辩才无碍的风度.象同时期的庄子和纵横家一样,孟子常使用寓言和取譬夸张手法来说理,有些文字即使是尊奉他为“亚圣”的程朱一派理学家也只能注曰：“此语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云云,这却却恰恰犯了孟子所谓“尽信”、程子所谓“执于辞”的错误.孟子不“尽信”原则的第二个层次正是要求读者不要迷恋于辞藻,把握言辞背后的思想内容,《孟子·万章上》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上升到观念意识的层次,就是要以怀疑的精神读一切书,缺乏怀疑的精神读书就失去了意义,“不如无书”.儒家向有“宪章文武,祖述尧舜”的传统,以至到荀子手中发展出了“征圣”、“宗经”的文学思想；而孟子却率先垂范,对经典所记圣人之事表示怀疑,变的确是很大胆的,显然,后学对孟子这个思想的发扬远不及对荀子的继承.然而孟子的怀疑并不就是反“征圣”、“宗经”.在先秦儒家中,孟子代表“法先王”的一派,特别爱怀古上征,“言必称尧舜”,《孟子》一书中也有很多处是他征引“诗云”或“孔子曰”来为自己的思想行为辩护的,从圣人的言行和经典中寻找思想依据,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征圣”、“宗经”.
孟子的不“尽信”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态度：既反对“尽信”,又不说不信.那么哪些可以信、哪些不该信呢?孟子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用主动的“取”代替了被动的“信”,提出“吾取”,也就是他的第二条阅读原则.“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矣”,并未说明是哪“二三策”,但据下文及《孟子》的其他篇章,我们可以推测,一定 有关“仁人无敌于天下”的,因为孟子 标明了是“吾取”,那么这种取舍必然带有学生的孟子的主观色彩,而“仁人无敌”又正是孟子政治思想的一个具有核心地位的命题.孟子的“征圣”本着“吾取”的态度,不是削足适履地遵循古圣先贤的行为准则,而是断章取义,不惜曲解经典和圣人来作自己的论据.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何以孟子游说当时昏聩的诸侯,甚至对其“好色”、“好货”、“好今之乐”也必上征先王,孟子上征的目的与其说是取法先王之政,不如说是阐发自己的仁政理想.再深入一步说,孟子在这一章里也只是作出一个“吾取”的榜样,要求读者对包括经典在内的一切文本都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这样,同一部作品,不同思想的人,“你取”必不同于“吾取”,“孟子取”必不同于“告子取”、“庄子取”,“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对于古圣经典,持“取”的态度已经很大胆了,再进一步就是“作”.孟子是作古的高手,虽然他讳而不言,但我们今天知道,有很多流传千载的关于上古政治的传说都是孟子“自我作古”、“英雄欺人”.《孟子》一书中有相当多的虚构,只是他不象庄子以玩世的态度明确声称“寓言十九”云云,孟子的作古是认真的,他要读者也认真接受,不过这接受不是“尽信”,而是“吾取”.孟子的不“尽信”和“吾取”两条阅读原则正是一个作者从创作甘苦出发对读者提出的要求.
《孟子》的这一章虽然常被提及,却很少有人深入探讨其作为文论的思想意义.批评学中对于“疑古”和“信古”的态度久有争执,大致可分为两派意见.一派以为学术的价值在于“求真”,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绘古籍以精确的诠释,必须从怀疑开始.清代朴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在“古史辨”派手中发扬光大,而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简直就象一部“疑古”的宣言.另一派则认为学术的最终目的是“求用”,对于古人的话语只需激活而已,可以“不求甚解”.这种意见在时下的议论界颇为流行,“误读”的的得到了最充分的体认.孟子虽然提倡怀疑精神,但并不求真,他提出“吾取”的原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误读”.我们提到现代文论的这桩公案,并非想过分抬高孟子思想的超前性,孟子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其实还相当朦胧,但是清代以前中国学术史上的“怀疑”和“误读”两种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而这种认识,孟子实肇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