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漫笔的写作背景

写作背景
一.时代特征
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春末.当时,中国社会新旧斗争十分尖锐,一方面,中国几千年的旧文化、旧制度、旧传统层层因袭,到这时,已经是黑暗、反动、腐朽无比,它像一个巨大的毒瘤,长久地寄生在国民身上,禁锢着国民的身心,使国民畏惧而且麻木；另一方面,少数先驱者已经从黑暗中醒来,他们已开始大声疾呼,唤醒“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们,并开始荷戟奋战,要“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正是这少数觉醒的先驱者之一.他从旧的营垒中走来,对中国的历史有过深刻的研究,对中国社会“吃人”的本质,看得十分清楚；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更是一眼看穿.在这篇课文中,鲁迅深入解剖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特点,指出封建暴君的残酷统治,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国民的愚昧麻木.在专制暴政之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只有两个时代：一是老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是老百姓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前一时代,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后一时代,是天下暂时太平的时代.中国社会,就在这“一治一乱”中因循反复,老百姓则在这两种时代中挣扎浮沉.这一结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此偏激,却如此深刻,你不得不惊叹.我们看到,鲁迅把批判的尖刀刺向了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使之无处藏身；鲁迅又挥起投枪,挖出了他们的祖坟,让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幽灵,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他们无处逃遁.鲁迅的论断,让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信箱作推理依据,言之凿凿,你不得不信服.鲁迅在作品中写道,纵观几千年中国历史,“乱”多“治”少,社会“乱”时,官兵到,百姓被掠杀,强盗到,照样被掠杀；社会“治”时,百姓服役纳粮,盼望着这样的奴隶生活不被剥夺.可惜,这奴隶规则总是被一些人“撕得粉碎”,老百姓于是又陷入“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悲惨命运.翻开中国历史,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二．背景资料

资料一：北洋*：北洋军阀所控制的北京*.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凯任大总统（有83天称皇帝）.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至1917年7月张勋复辟.1917年8月至1918年由冯国璋任总统.1918年9月至1922年6月徐世昌任总统.1922年6月至1923年6月黎元洪任总统.1923年10月至1924年11月曹锟任总统.1924年11月至1926年4月段琪瑞任临时*执政.段琪棋瑞*后,北洋*处于混乱状态.1926年12月,张作霖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控制北京*,1927年6月,改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1928年6月,张与蒋介石作战失败,退回东北,北洋*垮台.
资料二：善后大借款：1913年袁世凯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消灭*控制的南方各省*,以办理“善后”为名,指派国务总理赵秉钧为全权代表,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款.4月26日,未经国会同意,与银行团代表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八四实交,年息5厘；以盐税、海关税等为抵押；47年偿清,本息共计6789万英镑.合同规定盐税的征收要聘外国人协助管理,从此盐税被外国人控制.
资料三：蔡锷：（1882—1916）,中国军事家,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习,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兵,失败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4年归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极负时誉.1911年升云南新军三十七协统,与同盟会革命党人多作联络.武昌起义爆发后,于10月30日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举兵响应,建立云南军*,任都督.并派唐继尧进军贵州,由唐继尧任贵州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到北京,暗加监视.1915年与梁启超暗中策划反对袁世凯称帝,以赴津治病为名,化装逃出北京,转道日本,径达昆明.12月25日,与唐继尧、李烈钧等组织护国军讨袁,任第一军司令,率军入川,与袁军
曹锟 、张敬尧等部在泸州、纳溪一带激战累月,屡获胜利.倒袁后,任四川督军兼军长.因艰苦转战,积劳成疾,赴日本就医,不治逝世.灵柩运回上海疆 ,“执绋万人,举国摧痛”.以国葬葬于岳麓山.孙中山致送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把他比作东汉的班超和马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有《蔡锷集》、《蔡松坡集》.
在护国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四川、贵州、广西、广东、云南等省纷纷宣告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于3月22日取消帝制,于6月6日忧惧病死.83天的皇帝梦结束.
资料四、鲁迅与各派的斗争：
与学衡派的斗争：学衡派以一九二二*的《学衡》杂志而得名,代表人是胡先 、梅光迪、吴宓等留学外国的洋绅士.主张摭拾一些西洋古典,极力为“国粹”和文言文涂脂抹粉,反对白话文与文学革命.在政治上突出表现在对马列主义的攻击.鲁迅给学衡派致命的打击.在《估学衡》一文中,鲁迅有力地揭穿了学衡派的倡明国粹的虚伪性与欺骗性,指出他们这般人思想空虚,不学无术,虽言必国粹,却连文言也写不通.鲁迅说：“诸公抨出新文化而张旧学问,倘不自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深刻的揭露,使“学衡”派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
与“复古”派即“甲寅”派的斗争：主要代表是北洋军阀的司法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主张复古主义,提倡读经救国,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禁止学生用白话文写文章,并明文规定小学四年级以上要“读经”,企图凭借权力,推行复古主张,阻挡新文学运动的开展.鲁迅指出：“甲寅派”提倡“读经救国”是统治者维持其统治的一些种把戏,甲寅派不过是一些“连成语都用不清楚的”纸老虎,他们向新文学进攻,不过是为旧制度唱歌挽歌,是封建*的垂死挣扎而已.
这场斗争,不仅是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反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斗争,而且是一场捍卫马列主义的斗争,一场争夺青年的阵营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