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史记》和《汉书》的艺术特色

1、《史记》的艺术特色：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