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对于梁启超的思想到底是褒还是贬?各自反映的角度是?造成什么影响?有什么事实依据?

　　人物评价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吴其昌对梁启超的评价： 　　　
　　吴其昌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他曾著《梁启超》一书（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对梁启超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同上） 　　
　　郭湛波对梁启超的评价：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版,第50页） 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第53~54页） 　　（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第292页） 　　
　　萧公权对梁启超的评价：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