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治东阿的启示是什么啊啊啊?

启示
《晏子春秋》中曾记录这样一个故事：晏子受命治理东阿三年,齐景公将之召回而责备说,我以为你有才能才派你去治理那个地方,却是越治越乱,应予严惩.晏子请求再宽限三年,若再治理不好,甘愿赴死.景公允诺.还没到三年,晏子就得到了景公的祝贺,说他治理得很好.晏子说,前面治理东阿,不吃请不纳贿,池塘里的鱼都给贫穷的百姓谋生,百姓没有忍饥挨饿的,您认为我有罪；这一次,改变前面的作法,对那些嘱咐托情的准许,给周围的人以行私的方便,接受贿赂,而且加重赋税,池塘里的鱼,归入权势之家,挨饿的人过半,您反而向我表示祝贺.看来我真是愚不可及,请让我回老家吧.景公连连向他道歉,保证不再干涉他对东阿的治理.
看来这为官之道里面“做事”与“做人”的悖论早就存在.做事者全部心思用在为百姓大众谋福利,关心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心声,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只顾埋头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眼睛盯着下层群众,哪顾得上结交上层关系,疏通自己进阶的门路,久而久之,反而寂寂无名,似乎被上级部门遗忘；相反那些一门心思搞关系托人情,不失时机显露表现自己,善于做表面文章,会炒作包装宣传,名声叫得挺响,职务升迁很快,实际上所谓政绩都是有名无实,老百姓得不到真正的实惠.因为一心不能二用,将心思用在跑门子托关系上多了,用在干正事、实事的精力肯定少了,就得弄虚作假来掩饰伪装.勤勤恳恳、埋头若干、不事张扬的人有可能被遗忘；而投机取巧、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的人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利益,那么只知做事的人长期得不到肯定与鼓励,心理就会失去平衡——有捷径可走,何必去吃苦受累.于是不通过做事而是靠其他歪门邪道上来的人会越来越多.
会“做人”还意味着对某些特殊的人物予以关照,甚至是不惜损害国家与普通民众的利益来满足他们的不合理要求,因为他们身居要职,他们神通广大,他们的褒贬毁誉能决定一个人的升或迁,对他们的关照似乎就是对自己前程的投资.可这是慷国家之慨,损大众之利,收买一点可怜的虚假的脆弱的“人情”,经不住时间的检验与实践的考察.这样的人也许会一时得逞,却绝对不会走远,甚至会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
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考察衡量一个领导*的政绩,是靠“事”还是靠“名”?而这“名”是如何得来的?是靠老百姓的口碑还是其他途径得来的虚名?在这一点上,孟子曾有言：“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领导身边的和他手下的人都说好不足为凭,也许他收买了他们呢,他们已得了好处自然替他说话；那么什么才是最可信赖的?“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老百姓都说他好,总该没问题了吧?!还不够,还必须亲自下去调查研究,发现这个人确实名符其实,才可相信.另一方面,对待否定的意见也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再加以周密细致的实地考察,才不会冤枉一个好人.